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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无分文、无人问津的孤儿,经媒体报道后,收到大量捐款,很快成了“百万富翁”。在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少年杨六斤的身上,正发生着这样的转折。8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显示,如今人们对此事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杨六斤所获得的巨额捐款。公众在质疑:媒体可以利用公权力为个体公开募捐吗?谁具有巨额善款的使用权?
杨六斤的命运,因为百万巨款而逆转。不过,随着相关细节被“卸妆”,善款的去向备受质疑,公益劝募的边界问题再度成为公共议题。此事当然不是个案,2013年7月,“白雪可乐”事件也曾涉及捐款处置的问题:网友一周时间募集了近100万元善款,而被救助者最终因肺部感染离世,剩余捐款的处置一度引发争议。公益劝募,是否人人都能振臂一呼?在这个资讯发达、媒介多元的时代,劝人捐钱与个人掏钱,总该各有各的游戏规则。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何况,扶危济困一直是国人的价值传承。仅以网络平台为例,2013年9月发布的《中国网络捐赠研究报告》显示,当时已有5.6亿人次的中国网民参与了网络捐赠;而从捐赠者年龄分布看,57.9%的参与者为以8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及至今年,公开数据显示,截至8月13日9时,11家公募基金在网络平台发起的针对鲁甸地震的筹款项目有近40万人参与,共筹集到了1565万元。可见,尽管中国慈善机构处于公信重塑期,但中国民间的慈善热情却并未如传说中般“烟花易冷”。当此背景下,对于公益劝募,尤须厘清权责,积极引导。
回首杨六斤事件,确有几点值得反思。一者,短短时间,百万善款涌向当事人。这样的效率,多少还是令人咋舌。一边是少数公益组织募捐难,一边是“点对点”慈善雷厉风行。它给社会的启示也很简单:慈善组织的困局,还是“公开透明”四字。任何劝募,都不能将募捐者权益抽象化——起码要让掏钱的看到钱到哪儿去了,影响或者改变了什么。对于公益劝募来说,花钱比收钱更为重要,更要经得起哪怕是吹毛求疵的考量。二是从逻辑上说,杨六斤的命运,若当真要救赎,社会福利救助系统是第一底线,媒体劝募仅是雪中送炭。因此,媒体也该恪守基本的传播规则、价值规则,既不能刻意误导,也不该“包治百病”。不然,凡事都靠媒体来“撑腰”,媒治之乱,恐怕只能成为法治之耻。
“一夜暴富”的捐款,奉献爱心的人们有些尴尬和纠结。而媒体越俎代庖的部分,恰恰也是公益组织亟待补上的短板。眼下,这种“热点式”慈善、“晚会式”慈善,似乎还是主流。只是,大灾大难固然需要救济,日常关爱更显慈善本色。规则上的事情,立法不能不谨慎,而公益组织的专业角色,也不能总是候场不登场。但愿我们在面对下一个“杨六斤”时,理性能与爱心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