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复性拒诊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也因此遭到多方质疑,还有医生对于建立患者黑名单的做法提出疑问

　　最近一周,湖南等地相继有医生发表声明,称拒绝为伤医者提供诊疗服务,其中湖南岳阳的倡议发起人呼吁将三位伤医者列入全市急诊黑名单(9月3日澎湃新闻)。

　　在医患关系没有得到实质性好转的当下,面对着患者来无影去无踪的人身攻击,众多医生毅然选择报复性拒诊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从道义来说似也无可厚非。正如此次倡议活动的发起者所言,“年轻的医生都快对这行绝望了,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谁还敢留在这里。”

　　但是,救死扶伤本是医生的天职,如果用见死不救的方式来申诉自己的权利,那么势必将会从根本上动摇医生职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样的行为本质上是属于用一种非正义去惩治另一种非正义,随着非正义之间的胶着对抗升级,正义的面目将会更加遥远、更加模糊,矛盾很可能会进一步激化。

　　近年来,医患关系看上去的确是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氛围笼罩下渐趋绝望。不仅是医生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感到绝望,同时患者也对进医院看病感到绝望。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当人感到绝望之时难免会做出过激之举。但越到这个时候越应该相信法律,越要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否则,医患矛盾可能就真会陷入无解的绝境,走进死胡同。

　　报复性拒诊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也因此遭到多方质疑,还有医生对于建立患者黑名单的做法提出疑问。但更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值得人们去思考,为什么报复性拒诊这样的民间维权行为会一点就着?报复性拒诊应者云集固然和化解医患纠纷法律法规不健全、没有落实到位、矛盾调处机制不完善等原因有关,但同时也受到民间维权惯性思维的驱使。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当正规法律渠道一时间难以完全顺遂人意时,就习惯性地走上民间维权的道路,要么自己动手、要么发动身边人、要么寄希望于其他民间人士去解决问题。

　　对于推动法治进步而言,民间维权当然有着积极的一面,然而也时常受到传统文化中反法治因素的影响,放大其负面效应。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主要有两大表征:一是重实体、轻程序,一味追求结果正义忽略程序公正；二是将道德说教凌驾于法治理念之上,用道德绑架法律。我国许多传统文学作品关于断案的故事情节都充分说明上述两点,即便连包拯这样的一世清官也曾经违法办案。

　　民间维权源自民间,显然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人们会发现,某些民间维权行为或者现象可能会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还有一些民间维权行为或者现象则是在占据道德制高点之后,便做出很多突破常规的事情。少数民间维权者在潜意识里可能总是把传统的清官或者侠客形象作为自己的行为范本,也因此很容易模糊正义的边界,为达到局部小范围的正义而损害全局更广泛的正义。除了报复性拒诊之外,不久前被某些人追捧的所谓“湘西女贼王”同样是民间维权负面效应在人们思想认识上的表现。

　　民间维权需要与现代法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才能与整个社会的进步保持一致。对于类似报复性拒诊这样的民间维权行为而言,首先要做到的是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权利救济的合法渠道,在用好用足现有法律的基础之上,再考虑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