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报以“马路停车位，划线就收费？”为题，对哈尔滨市在城市大街小巷划停车位收费进行了报道；同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也报道，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山东等14个省市的31名车主，委托律师分别向31个城市，寄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对公共停车位的收费依据、收费标准、钱款去向等问题进行信息公开。

　　“公路是纳税人出资建设的，从前的养路费、现在的燃油税等税费也掏了，政府凭什么拿公共资源收钱呢？”这是车主的质疑。不过，车主毕竟只是纳税人中的一部分。如果可以实现“取之于车主，用之于全体纳税人”，收费正当性就没问题。

　　法理上可以收费，不意味着现实中就可以收费，至少还有两个“关口”：一是明确的法条依据；二是正当的程序。关于前者，立法法第8条规定，财政基本制度只能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予以规定。这样看，各地出台地方规定作为收费依据，确有可质疑之处，但今天主要不说它，而重点说说程序。

　　各地收费决策，几乎完全由职能部门主导，而少见公民参与。其中，听证会缺失最为人诟病。“停车收费关系到每一位车主的利益，这类关系民生的重大事项，多数政府在进行调整之前竟无听证程序”，对此，多地的解释如出一辙：根据价格法，价格听证的具体项目，应通过省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定价听证目录确定，而当地并没有将“停车收费”列入听证范围。对这样的解释，法学专家也多表示认同。

　　在笔者看来，用价格法规定论证听证会的不必要性，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价格法要解决的是，在明确可以收费的前提下，通过听证会确定合理价格。这主要属于技术层面范畴。然而，由于划线区域、免费和收费分界等并不明确，包括车主在内的部分公众认为应该召开的听证会，要解决的最核心问题是哪里可以划线收费。这一核心问题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直接决定行政决策的科学与否。能否收费未明确之前，讨论价格没有意义；价格听证未有规定，更不是跳过决策听证程序的正当理由。

　　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把公众参与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2008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也有类似规定。可见，作为中央政府对各级政府机关的要求，公众参与、听证制度已是重大决策的“标配”。听证会缺失，是这一事件最大的程序硬伤。

　　当然，有一种可能：有人认为这事算不上“重大决策”？如果谁这么认为，想想这一决策涉及到的公民财产性利益如何根本，涉及的利益群体多么庞大，媒体何其关注，应该会修正之前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