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前《京华时报》报道，农民景春因身陷冤案而坚持不懈申诉维权11年，直至2007年终于得到无罪判决，此后，景春以被错判为由向法院提出索赔106万元未果而不断申诉、上访，2011年开始，景春先后5次从地方镇政府拿到了2.7万元“息访费”。今年7月，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景春10年有期徒刑，认定其申请106万元国家赔偿为敲诈未遂，上述2.7万元为敲诈既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景春在得到无罪判决后，通过申诉、上访的方式另行提出国家赔偿，尽管其可能会放大了自己的赔偿主张，但法院有错在先，在法院侵犯其合法权益并曾长期没有明确纠错的前提下，他用这种并不违法的方式表达诉求，寄希望于法院给其一个满意的交代，能被认定为威胁或要挟吗？其索赔主张能被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吗？无论是法院还是镇政府，在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民看来，均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权力机构，一起冤案信访者的到来，就能使他们产生强大的压力吗？各地政府、法院均设有接访部门，可见接待群众来访本身就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内容，本案中，省内三级法院均顺利地行使权力，通过正常途径驳回景春的诉求，将景春的行为定性为“无理访”，整个过程看不出法院方面有何压力。更不可理解的是，景春的诉求指向法院，对镇政府而言没什么可被要挟的地方，但镇政府为了省里零上访的政绩，先用困难补助款2.7万元稳住景春，后转而举报景春敲诈勒索,“钓鱼执法”昭然若揭。

　　对这样的钉子户“绳之以法”，相关部门定会大快人心，但无法逃脱假借公权之手进行打击报复的嫌疑，司法的公信力也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