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西安市出租车调价方案听证会上,29名代表仅1人反对出租车调价,这个人就是蓝田县前卫中学的政治老师白兵洋。他认为,提高司机收入应该从降低份子钱开始。其他28名听证代表在赞同涨价的同时,也提出了开放出租车市场、增加出租车数量、提高服务水平等希望。(1月10日《华商报》)

　　赞成调价还是反对调价,这是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如果调价,消费者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价格上调并不意味着服务更好,他们接受的其实是和以前一样的服务。如果反对调价,又似乎与出租车司机为难,他们已经是一个城市劳动强度最大的群体之一,每天辛辛苦苦却只能赚点小钱。

　　当选项被限制到消费者牺牲,还是出租车司机牺牲时,矛盾就必然存在和激化。选择任何一个选项,都可能引起另一个群体的抗议和反感。此时,相关群体的利益已经被放在了利益天平上:调价,出租车司机暂时满意,公众牢骚满腹；不调价,公众暂时满意,但出租车司机有些不堪重负,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部分出租车司机停运的现象。调价还是不调价,成了无法共赢的博弈。

　　其实,现实的选项不仅仅这两个,除了调价和不调价之外,还有其他被隐藏的选项:开放出租车号段,引入更多出租车；增加出租车司机保障,直接给予司机更多补贴；降低出租车份子钱,让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都可以获利。尤其是后者,这其实就是一直存在的核心议题:本来,出租车一天的营业额并不少,但其中的大头却交给了公司,出租车公司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这公平吗?当一个出租车司机把一天的大部分收入交给公司时,他们怎么能够赚到钱?当然,他们无法抱怨公司,因为公司比他们强势,他们只能寄希望于调高出租车价格。在消费者面前,他们至少还有话语权。

　　虽然出租车公司承担着一定管理职能,但这种管理是否必须由公司承担,这种管理的成本是否太高,都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要不然,在国外,类似的出租车公司为何不存在?人家的出租车市场也没有乱,出租车司机的素质也没有下滑。是严格的出租车进入审核,与规范的行业协会自律,让出租车司机实现了自我管理。既然国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或许,不愿做到才是最根本原因。因为,不愿就意味着凭空多出一个出租车公司,而它们只要掌握资源,就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把钱舒服地赚了。

　　由于话语权不同,在论及出租车问题时,解决问题的选项被减少至两个:调价还是不调价。无论调不调价,出租车公司都处于旱涝保收状态。甚至,它们还可以把调价之后的红利,通过涨价的方式揣进自己腰包。所以,出租车公司并不在意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摩擦,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触及出租车垄断,摩擦就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怜的是,都是弱势的乘客和出租车司机被无辜地放在了博弈的天平上,原本已经无助的他们,还要通过侵害另一方才能获得暂时的安稳。这就是现代版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出租车公司通过问题的隐藏和选项的设置,隐身于弱者的拼杀中。

　　这就提醒我们在面对公共议题时,应该有开放的视野,有平等的话语权。如果没有开放的视野,就可能陷入既得利益者设定好的选项中无法自拔,发现无论怎样决定都是错。而如果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就可能在别人的描述和表达中晕头转向,分不清事情的重点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只有头脑清楚、表达自由,我们才能看到简单选项背后隐藏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