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缓解进京上访的压力时，不仅是把“看得见的人”分流到各地，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把“看不见的矛盾”就地化解、息诉服判

　　最高人民法院在沈阳、深圳两地设立的巡回法庭最近将要“开张”了，除了方便当地群众提起诉讼、避免一些跨区域案件的地方保护主义之外，就地接待涉法涉诉信访以减轻北京地区的信访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功能之一。

　　无独有偶，在笔者之前对最高法立案庭的采访中，看到那里也开通了远程视频接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跟最高法的法官面对面“申冤”，省去了千里赴京的舟车劳顿之苦。仅从视频接访系统开通当年进京上访数量较前一年下降22%、特别是重复信访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这一点就能看出，这些畅通申诉渠道的改革无疑都是值得肯定的司法便民举措。

　　然而，我们不应停留于此，更要看到这些举措背后透露出的另一番现实无奈：若非我国当前的司法环境下对于涉法涉诉信访存在巨大需求，最高法本可以腾出更多精力用于研究制定司法解释和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心理，让一些案件中司法程序的终局性形同虚设，从而使矛盾层层上移，从全国各地集中到北京。

　　无论是最高法设立巡回法庭，还是开通远程视频接访，依然没能完全改变人们“告御状”的思维定势——人虽然不来北京了，但在司法资源的利用上一边挤占中央、一边又浪费地方的格局并未改变。因此，当我们在谈论缓解进京上访压力时，不仅是把“看得见的人”分流到各地，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把“看不见的矛盾”就地化解、息诉服判。

　　我们应该要找出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才好对症下药。从大的时代背景来讲，转型期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而必然增加，但相关制度法规未能及时配套完善，两者之间的脱节会将大量纠纷最终集中到作为守护社会正义底线的法院身上，有时即使勉为其难，在法律限度之内尽可能救济，也不一定能让群众满意。从司法机关自身的角度来说，个别法院在审判质量、办案程序、裁判文书上的瑕疵甚至是错误，会直接破坏当事人对其公平公正的信任；而一旦这种个案不公被媒体无限放大，伤害的则是整个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转赖以维系的司法公信力，迫使群众只能从法院更高的级别、而非裁判的公正上寻求权威性。当然，一些当事人本身囿于传统的观念，对于司法的程序性、终局性等原则尚无法完全接受，同时对司法功能期待过高，觉得“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来了就不难”，从而把希望寄托于“上面的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造成进京上访问题集中，无论是多元社会利益、社会矛盾的产生还是传统与现代法律文化的碰撞，都不可能单凭法院一家之力就能完全扭转过来。有的涉及法院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需要配合司法体制改革的步步推进而一一化解。由此可见，尽管 “进京上访”还将在一段时期里继续成为一个社会难题，但我们乐见其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最终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