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实施，结果，我们医生拿着协议跟患者签字后，红包反而多起来了。”北京一位医学界人大代表说。（1月24日《北京晚报》）

　　用协议保证医疗行业廉洁，从推出就遭到医疗行业抵触，这为我们反思饱受争议的“拒红”协议，提供一个契机。

　　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而我国医疗行业去年的 “契约秀”是怎样的呢？以北京为例，去年推行协议的第二个月，就有许多医生不认可。这一主要约束医生的协议，受到医方冷遇，绝不只是觉悟问题，显然有悖于这一群体自由的意志。

　　诚信是西方契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因数”，可惜，在一个整体诚信不佳的语境下，你想让医患两方“脱污泥而不染”，特别是让被社会“妖魔化”的医生“天使化”，让仍然处于弱势的患者相信雨后天晴，太一厢情愿了吧。

　　其实，相对强势的医生，在强大的公众和社会舆论面前，他们也是弱势，而这一纸协议是因为他们中“生病”的少数，让全体医生体验一把 “被治病”的尴尬。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曾表示：“如果让我签字，我就不会签，这是对医生尊严的侮辱。”

　　想通过一纸协议就约束住双方，对于缺乏契约文化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画梅止渴。这种生硬的方式又深深伤害了多数医生内心尚存的道德感。媒体如果能探究到协议引发啼笑皆非的另一面——患者，有可能是更多的无奈与沉重。

　　“比如让政府官员也和下级签不收贿赂的协议，你干吗？” 徐凤芹不仅指出了政府部门治理行业不正之风的置身度外，还让人联想到，“协议”失效的背后，政府对医院的投入、对医生的关心到位了吗？如果政府没有兑现，我们有什么充分理由签下这“屈辱的协议”？

　　在依法治国的强劲东风之下，契约之类的法律方式应该大力推进，但如果不从整体体制机制切入进去、深化改革，你就是再庄重的宣誓、再严肃的承诺、再规整的协议，都有可能成为流产的法治和作秀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