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报》昨天报道说，4月3日早晨，安徽六安下辖的舒城县初三女生小何，骑电动车上学，看到一老太过马路时摔倒，便上前扶起老太，不料老太一口咬定是小何撞了她。经交警勘查，终还小何清白。

　　以上情节，并无新奇之处。意外在下面—— 4月21日，摔倒老太伤愈出院时，善良的小何不计前嫌，与家人商量后，向这位经济困难的老人捐款一千元。

　　小何的行为，用老话说，是“以德报怨”。报道说，这在当地传为佳话。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小何这样做是“是非不分”，甚至是在“助纣为虐”，有人说，孔子就是反对“以德报怨”，主张“以直报怨”的。

　　孔子确实是这样说的。那么，什么是“以直报怨”呢？一般理解，“直”就是“公正”的意思。但“公正”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直”如何表现为具体行为呢？孔子还反对“以怨报怨”，即对方做错了，你用同样的行为报复他。拿“以怨报怨”与“以直报怨”相比较，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来，前者是报复，后者是惩罚。报复是出自“私怨”，行为主体是个人，“报”的尺度也没有一个标准，看个人随意。后者既然是“公正”，就不是个人可以随意行事的，要有恒定的、普遍实行的尺度即标准。因此惩罚的标准不是由个人随意掌握的，既然惩罚标准要出自公意，惩罚行为自然也要出自公权。个人私怨不能左右惩罚的尺度，才有“直”，即公正可言。由此可见，孔子的主张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相通之处。

　　孔子为什么要将道德标准区分得这么细致，把道德体系编织得这么严密？我们知道，孔子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要为“天下”设计伦理秩序，用普遍的道德标准约束人的行为。孔子的社会理想是，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恪守标准而不逾矩，社会就安定了。“以X报X”之类，孔子是在为君王、为统治者提供道德治理方案。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准确地说，是反对统治者把“以德报怨”作为一种普遍实行的道德标准来提倡。孔子并没有明确反对、否定过个人的“以德报怨”行为。某人愿意“以德报怨”，是他或她的权利，别人不能干预；告诫统治者不要提倡“以德报怨”，是对公权力的约束。权利和权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

　　如果说“以怨报怨”是为个人行为设置下限，即最低标准，以防社会道德下滑，那么，提倡“以德报怨”不是把人的行为引导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吗？为什么不应该提倡呢？普遍实行“以德报怨”，看起来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很高，但其实是放纵了作恶的人，客观上不是遏制而是鼓励恶，这样谁还愿意行善呢？其实际效果只能是社会道德的下降。但是，个人的“以德报怨”，因为不是普遍实行的，不会产生这种恶果。相反，由于社会普遍道德标准的存在，这种个人行为由于超越了一般道德而让人敬佩。小何的行为“在当地传为佳话”，这说明小何的行为事实上也产生了正面效果。只要不把小何作为一个样板，一个普遍标准来提倡，不要求别人都像小何那样做，就可以了。苛责小何，指责她“助纣为虐”，是反应过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