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长丰县某村3位村民正在家中忙活着准备办喜酒，为儿子迎娶新娘。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5月7日一大早，他们花10万元为儿子“买”来的新娘集体失踪了。此外，邻村也有两位新娘一起失踪，并偷走家中的项链和现金。据悉，这5名新娘均是经同一人介绍，以姐妹相称。（《安徽商报》5月12日）

　　婚姻既需要一定的情感基础，也要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花钱买新娘”背离了制度规范，其脆弱的婚恋生态往往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这边厢，是农村男性焦急而迫切的婚恋诉求；那边厢，是作伪者将“骗婚”当成一门生意，利用五花八门的圈套让受骗者“人财两空”。在利益的驱动下，诈骗者通过手段并不高明的“骗婚”，让农村家庭不仅承受着财富上的损失，还承受着精神上的伤害，陷入更为深刻的社会割裂。

　　不论是男孩偏好下的性别失衡，还是社会流动加速下大量农村女孩外出务工、外嫁，抑或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收入微薄，农村男性在婚姻进入上面临的困难和阻碍，让他们难以在周边地区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农村男性的婚恋困境不仅意味着情感上的压抑感和失败感，还意味着社会评价上的无能与落魄。

　　在婚恋市场里，以财富为核心的阶层边界，和品貌边界、年龄边界、教育边界、社会资本边界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等级系统。在这个体系中，许多农村男性无疑处于金字塔结构的最底层，处于劣势地位，丧失了婚恋活动的主动权，选择空间狭小逼仄。“女性往上找，男性往下找”的择偶梯度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男性的婚恋困境。

　　千方百计为儿子凑齐彩礼也好，“花钱买新娘”也罢，为了帮助儿子完成婚姻大事，许多父母无奈而艰辛地承受着“甜蜜的负担”。在中国特有的人格建构模式里，一个人没有成家立业就始终不算成人；父母帮助孩子完成人生大事，不仅出于一种情感上的亲子关系，也是一种道德义务。在“父母心”的驱使下，为了帮助儿子完成婚姻大事，许多农村家庭不仅要拿出多年的积蓄，还要四处借债。“新娘集体逃跑”让这些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在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今天，骗婚显然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新娘集体逃跑”自然要接受法律的规训与惩罚。要避免类似悲剧再次上演，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只是治标；只有改变农民的生存生态，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农村男性的婚恋困境，改变“花钱买新娘”的怪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