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一中院开庭审理一起非法获取上海车牌案。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间，原上海市某国税局科员傅某、蒋某与黄牛陈某等人通过在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上偷盖真章或涂改拼接并加盖假章等多种手段，骗取车牌额度，致使5000张没有经过拍牌程序的牌照流通在上海的交通网络，从中非法获取利益高达2.2亿元。

　　给车上牌合法上路，在上海这样限牌的城市并非易事。据悉，要获得有“世界上最贵的铁皮”之称的上海车牌，交100元人民币手续费，却连排队的机会都得不到；即使有幸排到了，并愿意花上近8万元的费用，可拍到的概率也只有不到5%。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上海车牌，却在管理部门的里应外合下摇身成为牟取暴利的工具，权力寻租的轻而易举让人触目惊心。

　　“限牌”的初衷是改善城市交通拥堵，为了相对公平地分配供不应求的车牌，上海采取了拍卖的方式。但是，如果存在着不走拍牌程序的“野路子”，意味着游戏规则遭到破坏，对众多还在焦急排队竞拍的车主而言显然不公平。另一方面，对于原本就存在争议的限牌制度，“内鬼车牌”丑闻的曝光，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限牌管理上的质疑。

　　仅仅两个科员“内鬼”联合“黄牛”，却屡屡成功骗取车牌额度，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迟迟未露出马脚，其中必然存在着重大漏洞。有技术层面的分析认为，国税、车管部门之间没有信息联网，导致国税部门内鬼伪造、涂改单据骗取车牌的行为，车管部门十年都没有发现问题；其次，是因为车牌管理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只能在上海郊区行驶的“沪C”牌照，游离于“拍牌”制度之外。

　　从该案的犯罪手法来看，车牌竞拍、车牌额度审核和上牌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国税部门的“内鬼”凭借着额度审核权找到了做手脚的空间，而几个不同部门之间并没有“对账”的机制，让“内鬼车牌”得以畅行无阻。各自封闭的内部管理，互不通气的管理运作程序，各个部门只分工不合作，没有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的严密体系，缺少纠错与监督功能的审核成了唯一的关卡，一旦失守，后果可想而知。

　　技术上的疏漏是否就毫无补救的可能？这起案件中提到的造假手法，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涂改、拼接和盖假章，这些环节总不会毫无破绽，问题是，相关责任部门是不是有心去发现这些反常之处，或者就算发现了问题，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堵上安全漏洞，还是说不同部门之间心照不宣，见怪不怪，这一系列疑问都需要追问与反思。

　　值得一提的是，到目前为止，如果不是媒体在案件审理现场的旁听，已经流通了10年的“内鬼车牌”不会呈现在公共视野之下，涉及一座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秩序的大问题不会浮出水面。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内部问题”的长期潜藏，往往与外部监督的缺位与失效相关，如何让公众真正成为公权力的监督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