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追求“更好”、实现“充分”，事实就必将继续印证，在人权问题上，我们不仅是坦荡的，也是骄傲的

　　仅仅在30多年前，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出国旅游还是一件新鲜事。当时从北京出发的国际航班上，没有说汉语的服务员，更无汉语广播，机舱里也几乎看不到中国乘客。如今，每年有超过1亿中国居民出国旅游、考察或访问。今昔对比，令人颇生沧海桑田之叹。

　　同样让人感慨的，还有人们表达意见的方式。1986年，关于企业破产法的立法讨论曾引起全社会关注，因为涉及国有资产和无数职工的切身利益，人们参与民主立法的热情高涨，有关部门收到30多万封群众来信。如今，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5.08亿手机即时通信网民、5亿微信用户不必通过写信、邮寄，便能随时参与讨论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通过网络表达观点。

　　梁启超先生有言“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改革开放的中国，从优化发展环境，到重视民生问题，再到落实权利保障、健全权力监督，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断具象化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从发展权利到人身权利，从民主权利到环境权利，人权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去年，全国约1.1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享受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1232万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95%……前不久公布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具象生动地诠释了人权的精义。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人权是抽象的，问题却是具体的；理想可以高洁如白绢，但付出却一定是汗水如沟壑。人权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稳定与国家能力，其背后则是党和政府不为噪音所扰、不为窠臼所限的政治定力。“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稳定是“1”，人权是“0”，稳定是国家为人权发展所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有了稳定才有人权发展的无限可能。世界上一些后发国家的动荡与停滞，不断印证着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对人权保障的重要性，阐释着国家主权与公民人权的动态关系。“不自强而成功者，天下未之有也”。

　　举一纲而万目张，“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正是因为坚持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我国才能在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以及环境权利，取得全面发展。正是因为咬定生存权和发展权不放松，我国减贫人口自1978年以来达6.6亿，超过世界人口大国美、俄、日、德4国人口的总和，创造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减贫成就。正是因为不断尊重和保障人权，当代中国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如1991年发布的首部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所言，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追求“更好”、实现“充分”，事实就必将继续印证，在人权问题上，我们不仅是坦荡的，也是骄傲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