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了一篇文章《13年执结7800元的启示》，叙述江西省永新县法院的法官用了整整13年时间，执结了一起还款案件。案由是这样的：

　　1999年3月，李某因生意需要向龙某借款1.31万元，但之后李某却以各种理由一直不还款，龙某遂向法院起诉并胜诉，李某在支付5300元之后不见踪影。2000年，龙某向法院申请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人员经过对李某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线索进行全面调查，仍未发现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被执行人李某也不知去向，案件终因查不到被执行人的下落和财产，一时陷入僵局。之后，因案件时间已到而不得不先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幸运的是，案件在2013年5月出现转机。5月份的一天，承办该案的陈法官来到李某家中，刚好和李某碰个正着，没想到李某很配合工作。李某说明了他当时的情况:“当初因为做生意亏本，加上妻子患有疾病，需要治疗，实在没有钱还债，所以一直留在外面打拼没有回来。现在条件还可以，我也是从深圳回家没几天，我现在就还掉这笔债务。”随后，李某从家里取出7800元交给陈法官。

　　作者撰写该文旨在说明要提升司法公信力，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对待每一个执行案件，数十年如一日。而我则从该案中得出另一个结论:当前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人口结构不是成熟法治所赖以依存的“橄榄型”。

　　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顾名思义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它所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中产阶层人口一般都在总人口中占到60%以上。中产阶层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第一，中产阶层可以缓和贫富对立，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这就保证了法治运行的前提:稳定。稳定不一定有法治，但无稳定则断无法治。西方法谚云“枪炮作响法无声”，我前几年也论证过“乱世无法治”。第二，中产阶层占人口比例越高，就使得法治的经济基础越雄厚。“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前几年我提出过“贫困无法治”，如果政府贫困，就无法付出必要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成本，导致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或有法乱依;如果民众贫困，就不会有权利意识、诉讼意识和守法意识，反而会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冒险意识。第三，中产阶层人数越多，社会讲诚信的氛围就会越浓厚。中产阶层过着体面的小康生活，比较注意自己的信誉、体面;中产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理解法律的理性，与法律精神能够契合。前几年我提出过“愚昧无法治”，论述过这个道理。

　　我国政府进入21世纪后就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造“橄榄型社会”结构。这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最近，社会学家李强撰文《我国在正在形成“土字型”社会结构》(5月25日《北京日报》)指出，对比五普和六普的I-SEI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得分值较低的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但是，从总的社会结构图形看，大体上还是属于底层比较大的社会结构特征，基本上可以说还是类似于一种“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当然，如果说形状是“土字型社会结构”也可以。总之，中产阶层的某些群体有所扩大，但是，整体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观，中产阶层在全社会中仍然比例较小。

　　我国目前中产阶层比例比较小，这就从一个方面加剧了我国法院的“执行难”。因为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口如果居多，有财产可执行;贫困人口居多，无多少财产可执行。2009年我国案件执行标的到位率刚超过60%，该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执行标的到位率在50%以下的有5个省的法院，最低的仅为22.77%;2010年，全国有5个省的法院执行标的到位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为14%;2011年，仍然有5个省的法院执行标的到位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为21.51%。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处理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民事案件约450万件，而进入到执行阶段的大约250万件。也就是说，从全国来看，约60%的生效法律文书不是靠当事人自动履行，需要法院去强制执行。这个数据比起十年以前，大大增加，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所占比例也大大提高。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当事人履行能力不足的因素，有不服裁判而不主动履行的情况，还有故意拖延甚至想赖账。尽管没有一个客观具体的数据统计上述各因素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但有关调查显示，债权人申请执行时，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占受理执行案件的30%至40%(江西省高院课题组:《人民法院司法公信现状的实证研究》，2014年第2期《中国法学》)。

　　13年执结7800元案件，可以说是我国未进入“橄榄型”社会带来的“执行难”的一个生动写照。债务人李某不是成心不还欠款，而实在是无钱可还。待到13年后他有钱了，也就自愿履行义务了。这表明构筑“橄榄型”社会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