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上午，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5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对于大城市治堵问题，仇保兴坦言，征收拥堵费是早晚的事。（7月23日《新快报》）

　　伦敦收拥堵费在2003年2月17日开征，此前2000年竞选伦敦市长候选人肯·利文斯通，提出了对进入伦敦中心区的车辆征收交通拥堵费的竞选口号，而当时有九成英国民众支持征收交通拥堵费。实际上，利文斯通正是取得了伦敦大多数选民支持，才当选伦敦市长的。当选后，他就必须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征收拥堵费。不得不指出的是，英国九成的民意支持拥堵费，是利文斯通敢于征收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伦敦能开征交通拥堵费还有两个前提，一是伦敦公共交通出行率超过65%，二是官车数量极少，连英国首相和伦敦市长上班都骑自行车。

　　我们来看看广州有没有伦敦开征交通拥堵费的那三个条件。首先，不要说我们全国支持的收费的有没有达到九成，广州有多少支持收费的，还是一个未知数。其次，广州的公共交通出行率2012年达到60%，并力争到2016年底提高到70%。这一点与伦敦的公共交通出行率大致相当。再次，伦敦官车极少，伦敦市长上下班要么坐地铁，要么骑自行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广州有短板。2011年一位广州市领导说，广州市的公务车也就1万多辆。近些年是多了少了，没有确切消息，就算是1万多辆也比伦敦多多了。而广州市领导坐地铁上班，那都是要上头条的新闻，而且平均一年不到一次。这就是伦敦“市情”与广州“市情”。仅从人口、交通用地对伦敦和广州进行简单对比，却有意无意不提伦敦市长竞选承诺，伦敦官车极少，官员都乘坐公共交通或骑自行车上下班，还有九成英国民众支持征收交通拥堵费，这样做是会误导舆论，更是会误导广州市政府决策。

　　不知道仇部长有没有注意，到2007年12月，也就是利文斯通担任伦敦市长实行了5年的交通拥堵费之后，伦敦的交通拥堵状况从刚刚实施的头几年有所改善，到后来完全失灵2003年2月，伦敦车辆每行驶1公里要等待2.3分钟，到2007年12月则需2.27分钟，几乎完全回到从前，与没有实施征收交通拥堵费一样，而行政费用掉了拥堵费收入的一大部分，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的费用却被削减。伦敦收交通拥堵费的经验告诉我们，用征收交通拥堵费的办法改善交通，事实证明是不可行的，是一厢情愿的。用所谓伦敦经验敦促广州也征收交通拥堵费，是罔顾伦敦经验的失败，也罔顾伦敦和广州不同的“市情”。

　　仇部长认为，拥堵费的设立是世界潮流，而广州为什么迟迟没有落实征收，这是有人在“瞎吵”，以民粹与情绪代替理性和常识。就是说，仇部长认为自己的建议无比正确，别人的意见就是“瞎吵”，这有点“以权压人”的味道。收费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伦敦的经验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说拥堵费的设立是世界潮流，是没有根据的。广州要不要实行交通拥堵费征收，要由广州市民说了算，仇部长的话最多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