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游泳，却来不及多想就下水救人。王建强，22岁的信阳小伙，救了人，却再没机会抱抱7个月大的女儿。昏迷20天后，7月20日，在家人的悲痛声中撒手人寰。其妻与被救者联系去派出所打见义勇为证明，但被救者突然改口否认被救，说王建强是自己失足溺水，原先的“救人淹伤”证明，是想让王建强能多报点医药费才写的。（7月23日《江南时报》）

　　从法律上讲，要求证王建强下水救人的事实并不难，不但有被救者最初的“救人淹伤”证明，还有派出所和村委会当时的调查证明。被救者事后反悔，并不是简单地改口否认即可，而需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才能推翻此前的被救“自认”和相关组织的调查证明。

　　被救者理应知恩图报，却出尔反尔，把“救人”说成“失足溺水”，良知的泯灭，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也令人情难以堪。事实上，因见义勇为被救者否认被救的情况，生活中并非孤例，其中原因可能并不单一，但直接压垮良知的多半是无情的现实利益考量。在现实的利益面前，良知就不再“值钱”。

　　按法律规定，见义勇为救人身亡，被救者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数额应与受害人受到的损害一致，并根据受益情况进行适当补偿；如被救者没有赔偿能力的，也要在受益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偿。但“受益范围内给予适当补偿”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被救者、获益者无法承受赔偿、补偿责任，对见义勇为者的救助补偿由谁来“接力”？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对于经济条件良好的被救者来说，具有“知恩图报”的能力，进行赔偿或补偿或许并不在话下。但对于经济不佳乃至贫困的人来说，一方面很难承担救人者死亡伤残赔偿的大额费用，另一方面，如果不予赔偿或赔偿不到位，则都将背负道德或舆论骂名。正是被救者担责、见义勇为救助补偿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加上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道义负担，导致一些人选择“见利忘义”“恩将仇报”，让见义勇为英雄的权利救济遭遇尴尬。

　　“感恩”也需要能力，我们不必一味指责被救者的忘恩负义，也许其正经受内心煎熬。我们也需反思的是，如何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构筑一道见义勇为行为救济的“权利保护墙”。

　　一是要通过立法，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见义勇为法律规定，从见义勇为行为的主体、认定、奖励、救助等各方面，明确相关程序、条件和内容，并辅以配套执行的操作细则，以完善过往不足，补强现行法律短板；二是要建立完善社会救助保障机制，将见义勇为致伤致残与见义勇为烈士一样，统一纳入民政部门的救助、优待范围。同时，政府要给予见义勇为基金会有力资金保障，以更多、更好地奖励、救助见义勇为者。

　　唯有补齐法律短板，完善救助机制，强化政府责任，提高社会保障，拓展权利救济的渠道、广度和力度，让见义勇为伤亡得到持续、有效的赔偿、补偿和救助，才能更好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去除见义勇为后顾之忧，让见义勇为发扬光大。对此，有关部门应该积极主动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