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两名儿童一边唱歌一边跪在南京地铁里乞讨，引起网友关注。南京地铁警方很快查明：这两个来自甘肃岷县的孩子，是被妈妈带出来乞讨的，其中一个还带着手机与妈妈保持联系。目前，南京地铁里的职业乞丐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岷县，而且往往是妈妈带着孩子“组团”行乞。这些职业乞丐人均日收入四五百元，月收入轻松过万。地铁执法人员和地铁警方希望市民不要浪费爱心，发现乞讨人员立即举报。（《扬子晚报》7月27日）

　　“职业乞讨”的确屡遭诟病，尤其是当乞讨越来越依赖“演技”，甚至为了获得同情和关注，带娃行乞的“妈妈丐帮”也堂皇出场。这类乞讨行为在极大地透支着公众的爱心。现实中，对于“职业乞讨”予以强制治理的呼声一直不断，相当数量的公众也确实因为职业乞讨遍地走，而难以辨别真伪，甚至干脆放弃对乞讨者的援助。不过，面对“妈妈丐帮”，仅仅提醒市民不要浪费爱心，恐怕还远远不够。

　　如果是“强行乞讨”，影响了他人的自由与权利，自然应当予以禁止，但对于一般的乞讨人员，即便是职业乞讨者，却不妨多些容忍。毕竟，乞讨现象的存在并非完全缘于个人好吃懒做等因素，而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环境等因素所决定的；职业乞讨现象即便有不当得利之嫌，恐怕也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病，而不必简单地归之于个人道德因素。

　　尽管“妈妈丐帮”之类的职业乞讨行为，被认为或多或少是在透支社会的爱心，甚至是在通过拙劣的乞讨演技来欺骗市民同情心，但“职业乞讨”究竟如何定义，恐怕也存在争议。既然乞讨本身并不能增进个人技能，即便是其收入可能超过白领，也并不能改变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乞讨者为了更高效地乞讨，而逐渐发展出乞讨的专业技能，很多时候也不过是生存本领的进化而已。如果真要定义“职业乞讨”，恐怕只要是以乞讨为生者，都属于此列，演技并非简单的伪装。至于一些职业乞讨者晚上住高级宾馆、吃大餐，这是不是一种过错，恐怕也不宜简单下结论。

　　无论是乞讨的方式、方法和收益如何，并不能有效改变大多数乞讨者的生存境地。正是因为无法通过适当的就业渠道谋生，或者“就业所获”还不如“乞讨所得”，才使得不少职业乞讨者选此“下策”。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妈妈丐帮”的道德非难，看似不无道理，但很难站住脚。另外，如何辨别乞讨的真假，实则绝非易事，更难免伤及无辜。

　　“妈妈丐帮”的确是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但仅止于道德谴责，屡屡陷入治乱轮回，并非有的放矢。“职业乞讨”既然缘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倒不如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发展地方经济、优化就业环境，以及建立健全面向底层群体的职业培训机制上。当“就业”成为优于“乞讨”的选择，当职业乞讨者也可以有更多体面的职业选择时，乞讨才不会成为许多人选择的一种职业，带娃行乞的“妈妈丐帮”才不会刺痛社会最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