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减肥与恋爱。”最近一期某娱乐节目，一位年轻选手说的一段话，引发了不少年轻人的共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恰好折射出当下年轻人很可爱，我们别把他们想得太复杂。

　　可是，让年轻人感到郁闷的是，社会总是对他们过度解读：有年轻人喜欢TFBOYS，就觉得他们审美有问题；有年轻人抱怨房价高，就觉得他们急功近利；有年轻人使用网络语言“屌丝”，就指责年轻人使用不雅语言。于是就呈现出有趣的现象，只要年轻人稍微标新立异，就会招致一片反对声。

　　其实，很多人只看到年轻人任性的A面，却忽视了还有心酸的B面。一些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不得不接受“白＋黑”和“5＋2”的工作模式，职业竞争的压力，同事关系的淡漠，上级领导的压制，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有被“炒鱿鱼”的风险，这些对于年轻白领来说并不陌生。即便他们的工资收入可能过万，但是在医疗、结婚和生子面前，这点收入显得“不堪一击”。

　　有年轻人愤愤不平地说：“不是我们太肤浅，而是社会让我们太焦虑”。为了出人头地，年轻人以20多年为代价的正规教育，换得一份看似体面的工作。但是进入工作岗位的他们发现，高等教育的扩招，给他们带来的教育优势的消解。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有了孩子后，还是希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谋取与自己一样或更高的社会地位。

　　当然，年轻人还要面临户籍制度的“合法拷问”。的确，在二三线城市，户籍算不上有多重要。不过，很多留在北上广的青年，一纸户口成为一只拦路虎，与底层的农民工一样，青年的移民梦面临着孩子上学、买车、买房等诸多现实的“指标问题”。在北京，有的外地的学生为了获得户口，选择能解决户口的村官岗位，但必须接受干满三年的前提条件。对于他们而言，户口的差异不是表现在“农村—城市”之间，而是体现着社会认同。让人感到可怕的是，附着在户口上的优越感，拷问着这些年轻人集体的自尊。

　　英国的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提出：一个人的幸福感，往往取决于身边人。就现实的情况而言，年轻的白领并不属于强势的群体，也算不上弱势群体，而是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很多年轻人都习惯性地向上看齐，用富裕群体的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参考，却回避下层群体的生活方式。有的女孩宁可下班回家吃泡面，也要买LV的包。看似这样的行为显得有些分裂甚至是矫情，本质上透露出了他们缺乏安全感。他们内心中混合着恐惧与自信，异化为矛盾的结合体，能否上升和维系现有地位，成为他们的焦虑。

　　事实上，青年人焦虑不仅仅伤害自身，而且损害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对于留在城市中的白领青年，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后备军，政治上是稳定的力量，经济上能促进消费。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是底层社会群体效仿的对象。可是，随着这些青年的社会焦虑蔓延，他们逐渐变得政治冷漠、无力消费、心态失衡，其焦虑和自保情绪也泛滥开来，甚至如同小市民一样斤斤计较。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成为稳定的中产阶层人士。

　　来自草根青年逆袭为“中产阶层”真正的阻力就在于：相比于强势群体，这些年轻人只拥有逼仄的生存空间；相比于富裕家庭，这些年轻人在经济上毫无优势可言；相比于精英阶层，他们的社会资本处于短缺。与其说是青年群体正在焦虑，不如说是我国在培养中产阶层遇到的困境。

　　因此，莫让年轻人的焦虑成为“中产社会”的阻力，全面深化改革就不是一句空话。户籍制度改革，让年轻人拥有更加宽松的竞争环境；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年轻人看到向上流动与背景无关而与能力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让年轻人看到公平公正的力量，年轻人才不再充满戾气。此时，年轻人的焦虑走了，橄榄型的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