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屡有老人诬陷好人、恶意讹人的事件，7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老人讹人只是偶然事件，体量很小。因此，不能因个别老人讹人而讲老人整体素质下滑。

　　当然，在一个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的“猎奇”时代，老人群体被污名化的确免不了媒体的推波助澜。我们也愿意相信，讹人的老人只是老人群体中极少数的个别。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个别的特例，使得整个老人群体背上了“变坏”的恶名。可以说，老人讹人，体量虽小，但贻害甚大。因为，他们的行为所伤害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纽带与道德基础，他们个别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整体层面上的信任匮缺与道德不安全感。

　　考察社会现实，在绝大多数领域里，真正的问题往往就在于几个特例。举例来说，杀人放火者，如果放到整个群体中来看，也是几个特例、体量很小，但社会不能因为体量小而无视他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这几个特例，却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是社会陷入极大的不安全感中。正因为如此，社会才需要专门为这几个特例制定一部刑法，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来维系社会的安全感。

　　实际上，任何有理性的人恐怕都能明白老人讹人只是偶然事件，不能因个别老人讹人而讲老人整体素质下滑。但公众之所以仍旧发出老人“变坏”的喟叹，无非是表达一种对社会道德滑坡的焦虑，以及表达对几个“奇葩”老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信任缺失、道德崩坏的不满。而道德之所以滑坡、信任之所以缺失，根本上基于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伦理约束机制瓦解，而新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这一制度“空窗”。如果将老人讹人放在大环境中整体观照，我们不难发现，老人讹人与路怒族、不文明出游、微暴力泛滥等社会现象一样，都根源于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机制瓦解，而现代的、法治的约束机制尚未建立这一现状。所以，公众的喟叹与其说是一种道德焦虑，不如说这是一种制度的焦虑。

　　可以说，公众对老人群体的愤怒，不仅仅指向老人，更指向社会管理者。公众所真正愤怒的，不仅仅是老人讹人，而是老人讹人如此轻而易举、满不在乎，是社会没有相应的手段来惩戒、约束这些讹人的老人们，是社会以及法律只能坐视老人群体被几个“奇葩”所污名化。就此而言，最愤怒于这些“奇葩”老人的，恐怕不是社会，而是老人群体。

　　是以，当社会发出“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的疑问之时，我们需要看到的，不是这些老人代表不了整个老人群体这一理性常识；而是要看这一疑问背后的道德焦虑与制度焦虑，看到社会对制度乏力的不满，以及对制度建设、公平落实的期待。前者只是一种表层的理性，后者才是真正的理性姿态。

　　否则，若看不到这一点，若一味地隐瞒、遮盖这一问题，以表层的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消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或者将这一问题的出现推给媒体，这样的做法只会使得事态愈发严重，使得我们社会因为几个特例而陷入不安全、不信任、无法收拾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