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在黑龙江佳木斯的一火锅店内，一女顾客带着孩子到店内吃火锅，因为点饮料后没吸管，就自行拿取台面上别的饮料吸管。怀孕的女店员董晓蒙上前阻止，该名女顾客暴怒拿起火锅汤泼向店员，造成店员烫伤，并可能影响到其肚子里的孩子。（8月31日，澎湃新闻网）

　　随着媒体多次曝光，餐馆服务员与顾客俨然成了对立关系。温州火锅店男服务员拿热开水泼女顾客，再到佳木斯火锅店女顾客拿火锅汤泼女服务员，服务员成了“高危”职业。“高危”体现在服务员群体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而顾客在餐馆消费只是非常规行为，服务员职业是相对长的工作，而且议价能力弱，不论施害还是受害，最终都将是各方博弈中的受害者。

　　而在笔者看来，服务员的”受害“角色，根本还在于社会对服务员底层身份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个强调文明礼貌的社会，餐馆尤其是中餐馆是为数不多顾客习惯对服务者大喊大叫的地方。社会学角度分析，同一阶层的人更容易沟通犯不着提高音量，对别人大喊大叫一是起了高人一等的心态，二是表现出不愿与对方好好沟通的心里预设。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在美国当服务员，回国后成了社会精英。而欧美很多国家大学生都有在餐馆当服务员的经历，他们的服务员不全是职业，更多意味着社会实践。即便作为一种职业，也有其丰富的职业文明，以及与雇主议价的能力，换句话说欧美国家服务员并不等同于社会底层。而在国内无论是对“服务员”的称谓，还是服务员的主体人群，无不透视着这是一个社会底层而又无法向上流动的意味。

　　拿温州火锅店泼女顾客热开水的男服务员而言，17周岁，来自农村，父母早早离异，在餐馆得不到老板的认同哪怕尊重，“受害者情结”让他很难与顾客“有话好好说”。心理学认为有”受害者情结“的人容易有攻击性，再加上女顾客加诸其身的”自媒体暴力“，导致他的极端反应。再比如佳木斯火锅店的这位女店员，怀孕期间还得做重体力工作，很难想像她的家庭条件多么优越。若有更好选择，中国大多餐馆的服务员哪里会做如此”高危“的服务员工作？

　　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副作用，是社会悄悄完成阶层分化。而分配不均、既得利益群体板结导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阻滞。现在很多中上阶层对自身的优越身份自知自觉，不仅对低一层特别是底层群体不够尊重，而且在精神上施以软暴力。具体到餐馆里顾客与服务员的博弈关系，不论是大喊大叫，还是微博控诉，亦或是”自行拿取台面上别的饮料吸管“，都是对服务员工作特别是他们职业的”不平等处置“。

　　服务业最锻炼人，当服务员更应是一种社会历练，而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底层职业。社会阶层流动阻滞，导致中上阶层愈加强化自身的阶层认同，再加上服务员不断被强化的受害者情结，服务员成了”高危职业“的咄咄怪事屡屡上演。

　　如果社会流动顺畅，如果社会文明提升，如果服务员只是一种社会历练，如果你眼里的服务员就是“明天的顾晓骏”，你还会毫不迟疑的对面前的服务员泼火锅汤吗？（程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