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自9月8日起，一直经历着情节的反转。首先是女生小袁网上寻找目击者，而后是目击者称“小袁承认撞人”，再后是警方认定小袁与老人有“身体接触”，负主要责任，昨日，当事人小袁更新微博，连问数遍：“我做错了吗？”

　　“扶老人被讹”成为一个困局，大约是在2008年后。

　　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2008年的“彭宇案”。据数据统计，2000年到2007年，关于“扶老人”的新闻每年不到100条，但在2008年达到300多条，其中近60条直接与彭宇案相关，此后，类似新闻事件井喷，2014年达到3234条。

　　“扶老人被讹”从此被视作困局，人们普遍认为意味着社会信仰的缺失。这实在是个误读。应该说，扶起一个摔倒老人，展现了“人性向善”的道德力量，但同时，囿于外因不敢扶，并因之陷入群体性焦虑，同样展现了“人性向善”的趋势。如果道德真的缺失，“直接不扶”是最干脆的利益选择，不会有扶与不扶的焦虑。越是纠结，越是因为“向善”的道德信仰不但存在，而且明显。只是道德实践产生了高成本和高风险，或者说，正常情况下道德力量与法律规则、社会制度之间是统一的，如今产生了分裂，甚至部分对立。

　　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一个道德困局会由一桩法律判决引发。这个困局，病因不是信仰缺失，而是法律规则和社会制度未能呼应。

　　暂不提“城镇老人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障状况”，单论法律规则。引发这一困局的“彭宇案”，最后真相是什么，至今依然没有定论。而在最近这起“安徽女大学生扶老事件”中，警方公布结论，本来是可能破局的关键，但警方再次错失。

　　正如当事者小袁在微博中质问的，为什么我要负主要责任？

　　法律不是政治老师，也不是政工干部，它只要提供证据，让事件更接近事实。这起事件中，监控核心数据空缺，但从技术上，擦碰痕迹、受伤部位，倒地方位等的勘测都不是难事。据小袁透露的警方依据——虽然老人有病，不至于自己摔倒，肯定是外力，小袁离老人最近，所以小袁与老人应该有相互接触。

　　这样匪夷所思的逻辑，并非警方亲自公布，但警方公布的一句“相互接触”，相比更含糊其辞。

　　解铃还需系铃人。“扶老人被讹”的困局，必定需要一次有诚意的事件来破解——所谓的诚意，是高度职业化的，负责任、全透明地还原客观事实，让讹人者无空可钻，让扶人者无冤在怀，让围观者无疑可问，也让法律体系自身，招回渐行渐远的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