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女大学生扶老人事件发展跌宕起伏。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认定这又是一起“扶老人被讹”事件时，警方的调查结论让剧情反转——女大学生骑车经过老人时互有接触，前者负主要责任。然而，事件并未就此画上句号，23日当事女生发问“我做错了吗”，并向相关部门提交复核申请，事件已然陷入罗生门。

　　近年来，“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成了媒体报道热点，扶不扶这个本不值得纠结的选择也沦为令人心情沉重的公共话题。经过“彭宇案”、“外国小伙撞大妈”等事件的发酵，人们看待类似事件的心态不能说没有变化，显著一点便是产生了“助人有风险，伸手需谨慎”的心理预设。于是乎，但凡有这类新闻爆出，就会刺痛公众的敏感神经，舆论往往不问黑白曲直，就先入为主、条件反射地给老人贴上讹人标签。更有甚者，想当然地站在道德制高点，对所谓的“讹人老人”进行人身抨击。尚且不说事实真相通常并非舆论设想的那般简单，即便如此，戾气弥漫的舆论反应也令人忧虑。

　　舆论为何习惯于在此类事件上“一边倒”？原因固然多样，但共通因素还是存在的。少数个案中，当事人及家属秉持“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的逻辑，不理智地进行“有罪推定”，从而激起公愤，让好心人寒了心，让旁观者产生了“坏人变老”之叹，奠定了认知定势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一些媒体在报道中，有意放大冲突纠纷、大挖阴暗面，有意不完整叙事、大搞“媒介审判”，进而将事件往直刺人心的“讹人”、“被讹”套路上引，以致千差万别的事件被简单化脸谱化。这无助于真相调查不说，反倒放大了对立情绪，歪曲了社会向善的基本面。

　　“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媒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媒体报道会影响舆论的态度，舆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和风气。纵然新闻传播有其自在规律和价值判断，一些媒体奉“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西方新闻观为圭臬，但有些底线是绝对不能碰的，比如“实事求是、言论自律、明辨真伪”的基本伦理，“引导社会舆论、缔结社会共识、宣扬主流价值”的公共责任等等。尤其在当今这个全网络、全媒体时代，信息情绪的传播往往十分迅速。一言不慎，就可能启动舆论的“核按钮”，轻则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重则对社会秩序、社会心态带来负面影响。可以说，过分夸张炒作、制造噱头，或许会让媒体的吸睛指数大增，但此风若长，埋单的将是我们每个人。

　　社会信任一旦缺失，社会成本就会随之高昂。新闻媒体在涵养良好社会心态、维护社会秩序上责无旁贷。有人说，一家负责的媒体应当是“当社会哭时，不让大家哭得更伤心；当社会笑时，不让大家笑得太狂妄”。摒弃媒体竞争时代的“眼球情结”，积极化解社会舆论中的“偏激共振”，消除焦虑情绪下的“坏人想象”，方能不负人们对媒体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