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开始参与当地的农村公墓建设，廖辉与3个朋友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然而，7年后政策巨变，干杉镇镇政府在没有对墓地资产进行清算和交割的前提下，动用了几百人强制进行接管。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判决镇政府的行为违法，却没有责令其撤销行政行为。（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农村公墓建设是个新鲜事，地方政府囿于资金状况而吸纳了民资，结果公益与盈利之间无以兼顾，资本逐利与公益诉求之间渐行渐远，由此也成为矛盾的源头。基于此，上级政府实施了新的政策，实行政府主营强制性要求，并由此堵死了民间资本参与的空间，也为干杉镇镇政府进行接管提供了依据。

　　不过，在未能进行有效沟通，并对民间投资者的投资额进行评估，赔偿相关损失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性措施，在程序上有失公正，属于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两级法院都判决镇政府的行为违法，无疑是基于对事实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恪守，其间并无不妥之处。同时其没有责令其撤销行政行为，是法院对上级政策的尊重，避免自身的判决引发更大的矛盾。

　　上级政府的具体行为违法了，理应得到纠正。不过这种纠正未必就应采取撤销的办法，因为如果被撤销的行为，跟上级规定和公共利益不符，那么撤销判决就有失正当性。政府行为违法与是否撤销之间没有绝对的关联，相反的是，其权利的救济之路并没有被堵死，利益诉求人完全可以凭借两级法院的判决，首先向违法机构提出赔偿要求，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可以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再打一场行政赔偿诉讼。

　　当然，无论是否进行行政问责，国家赔偿的金额是多少，都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遵循法治路径，自觉履行其法定责任，在实现更大公益之时，切实维护个体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地方政府从此次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在实施行政纠错机制之时，不能采取违法的程序与手段，否则其行为即便没有被撤销，然其违法性也逃不脱处罚。

　　在法院作出相应的判决之后，如何让镇政府的违法行为，最后落脚于对诉求者的赔偿，如何在下一次具体的行政行为中，避免违法行为的产生，给权力套上一个有效的法律笼子，还需要用法治手段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