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网文《南航CZ6101——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最近两天在微信和微博上炸开了锅并引发热议。来自辽宁、职业为记者的张洋，向报社讲述了他在乘坐飞机期间突发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的经历。因飞机落地后迟迟不开舱门，以及机组对接救护车出了问题，他险些因救治不及时而陷入生命危险。（《新快报》11月24日）

　　不求索赔，也不需要道歉，这是当事人的表态。他之所以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与其职业身份无关，只是想告诉别人在南航航班上发生过的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时间耽搁，因为机组人员与急救人员扯皮，自己付出了一段肠子的代价，甚至差点把小命赔上。而告诉别人的目的，只是想引起南航及其他航空公司的重视——对于生命，千万不能如此草率、麻木。这样的记者实在是善良又小心，他想提醒航空公司堵上漏洞，又不想给人留下借机索赔的印象，似乎索赔了，动机便变得不纯。

　　其实，索赔本身就是讨说法，本身就是提建议，如果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航空公司真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该要的道歉该要的赔偿，都可以要，只有这样才能让对方“吃一堑长一智”。不要索赔，航空公司未必会明白他的苦心。他们是否认真反省，不仅取决于现有规则是否完善，还取决于规则的执行者是否懂得尊重生命。

　　上述报道中，有两个细节让人难以接受。一个是，飞机着陆后50分钟才打开舱门。南航的解释是，飞机刹车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开舱门时间延长。这是一个理由，但在发生事故后，在当事人已疼得不行的情况下，是否应该有应急预案呢？联系、等待拖车的过程又是否可以缩短？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另一个细节，当急救人员到达后，竟然和机组人员产生了争吵，没有人愿意把当事人抬下飞机，机组人员也不愿陪护当事人去医院，结果时间又被耽搁，直到当事人自己忍痛下机。双方就这样纠缠于所谓的权利和义务，没把当事人的安危当回事。

　　诚然，一些理由似乎可以理解：比如，双方并不清楚当事人的病因，以为没有什么大问题；比如，事件只是巧合，如果没有所谓事故，救护就会非常及时；比如，双方的协商有问题，所以机组才没有派人陪护患者。这些理由貌似说得通，但为何就没有出现另外一种情形呢？当病人疼痛难忍时，机组方面启动了应急预案，并最大程度地缩短了送医时间；在病人病情危急面前，人们放弃了所谓的责任、义务关系，一切从争取救治时间和救护患者生命出发。如果是后者这样，即便出现所谓事故，当事人也不会有怨言和委屈，反而会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在救治过程中，自己被充分尊重，生命被充分尊重。

　　非常遗憾的是，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并没有体现在真实的细节里。这对于“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来说，显然难以接受，甚至让他怀疑之前航班上病人被及时救治的新闻都是编造的。该如何给这位记者，给围观事件的公众以信心和安全感？除了表态和道歉，除了重申完善制度之外，还应该强调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如果尊重生命成为常识，即使遇到最棘手的麻烦，人们也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忽视的个体。否则，遇见问题就会本末倒置，陷入利益计算。那时，即使规则再完善，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