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人口学者何亚福在《新京报》撰文，认为“既然18周岁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了，如果犯罪，就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了，怎么还不允许结婚？如果不允许结婚，这意味着还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1月4日《新京报》）

　　应该说，人口学者何亚福这篇文章中的许多观点，譬如，不再鼓励晚婚、晚育，出台包括延长生育假在内的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措施等，对于配合“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完善相关人口政策，都是可供借鉴的。唯独对“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一说，笔者却不敢苟同。

　　其实，降低法定婚龄的呼声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提交了“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周岁”的提案。如果要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各自的理由：黄细花代表将此作为遏制“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的“杀手锏”，而何亚福学者则把法定婚龄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两个虽有关联、但并非“同类项”的法律术语进行了“合并”，进而作出了“既此即彼”的推演。

　　事实上，黄细花代表的理由实在有些牵强：笔者就看不出现行法定婚龄何以会造就“剩男剩女”？20岁成婚的女子，又岂是高龄产妇的“成因”？至于未婚同居，更是多方面的因素铸成，有何理由将现行法定婚龄作为“替罪羊”？退一步说，即便将法定婚龄降至18岁，或许可以从数字上减少未婚同居现象，但随即引发的“离婚潮”却一定会让社会品尝“顾此失彼”的“苦果”。

　　至于说到成年即可结婚这个话题，似有些似是而非：18岁，确实已成年，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然也同时承担了为其行为负责的责任。但婚姻已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而已经具有了社会性的内涵。能对自己负责，不代表就能对其爱人负责，更不表明能承担起对子女的责任。从18岁起开始对自己负责，到进入婚姻对他人、对社会负责，还有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个缓冲期。而谈到男女法定婚龄的不同规定，这也是由男女之间的发育差异所决定的。应该说，现行法定婚龄正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因而更加现实而可行。

　　如果再作一个简单的类比，更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大多数女孩的初潮年龄为12-14岁，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虽然身体发育并未完全成熟，但已具有了生育能力。但问题是，有生育能力并不代表就适宜生育。同理，18岁，尽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我的事我作主”，但究其单个人来说，无论是心智、经验、阅历，还是担当、包容，都是一个渐进成熟的过程，何况18岁的他们大都还是学生。因此，国家制定法定婚龄，不仅要考虑生理能力，还要权衡社会能力，两者显然缺一不可。

　　其实，降低法定婚龄之所以被再次提及，还在于学者认为现行法定婚龄会造成晚婚晚育，不利于“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其实不然：其一，我国现在统计的初婚年龄约为25岁，初育年龄则约为26岁，确实不利于推行“全面二孩”。但这种现象与过去长期实行的“一胎化”有关，而非男22岁、女20岁的现行法定婚龄所致，随着新生育政策推开，相关问题将迎刃而解；其二，女20岁结婚，足有10年的最佳生育期，也完全能满足二孩生育间隔的要求，故丝毫不会影响“全面二孩”政策的施行。

　　当然，现行法定婚龄并非就会永远一成不变，譬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长发育或有加快的趋势，男女之间的差异或缩减，但那只应是条件成熟、且深思熟虑后的微调，而不是不计得失的“说变就变”，因为，这既不严肃，更不科学。

　　文/徐甫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