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治理，通过日常性的执法，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常态化，是让已成痼疾的欠薪问题得到标本兼治的妙方

　　每到临近春节，关于民工欠薪的新闻会出现“井喷”，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对欠薪行为的打击力度会大大加强。1月6日，两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主因涉嫌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走上了海宁法院的被告人席；1月5日，莲都法院为63名务工人员发放了65.7万元的拖欠工资；前不久，金华江南警方在江苏无锡抓获了一名恶意欠薪的女老板……

　　看到这些新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首先是为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主持公道而叫好，但在点赞之后，也难免产生疑问：为什么讨薪行动总是在年底“井喷”？能不能通过制度约束，规范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让他们少一些后顾之忧？

　　我们在肯定政府部门、司法机关积极作为的同时，也不难发现这种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治理模式转变的难度。

　　毫无疑问，集中力量下猛药，集中多部门人力、物力和财力，强势作为，短期绩效必然非常明显。尤其在制度和机制有缺陷时，“运动式治理”可以通过临时机制来缓解问题，拾漏补缺，起到“打补丁”的作用，回应群众的需求。

　　但“运动式治理”并非科学的长久之策，短期行为往往缺乏系统性的稳定支持。“猛药”易见短效，但无法对常态性治理能力起到促进作用。每到岁末年初，问题仍然突出，甚至出现了“前清后欠、边清边欠”的尴尬局面，就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运动式治理”还容易使被执法对象产生投机心理，专项行动期间，欠薪者偃旗息鼓，循规蹈矩，等运动过去，则又故态重萌、死灰复燃，难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笔者认为，当前欠薪成为顽疾，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源头治理薄弱，虽然政府一再强调，但工程项目不规范转包、劳务合同签订率不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对欠薪者惩罚力度不够，较长时间的欠薪行为发生后，相关部门才介入，而欠薪者的行为已经给社会和谐稳定埋下隐患，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农民工维权程序仍有过于复杂、成本较高、过程较长之嫌，依法讨薪往往要经年累月，实在等不起。

　　根治“讨薪难”，一方面应探索构建更进一步的保障机制，尤其是对日常检查中发现的不签劳动合同、工程非法转包等欠薪隐患，应该加以打击，防微杜渐；需要理顺关系，形成多部门常态化治理的合力，将约束机制前置；此外还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欠薪行为、恶意欠薪者的惩治力度。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工资支付保证金、政府欠薪应急周转金和农民工考勤卡的“两金一卡”制度，在现实中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治理，通过日常性的执法，而不是试图通过“运动式治理”来实现预期目标，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常态化，是让已成痼疾的欠薪问题得到标本兼治的妙方，也正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