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淄博的南太合村从1978年开始就立下规矩：甭管什么样的红白喜事，份子钱限额五毛。

　　这个传统一直坚持了30多年，也让南太合村清静了30多年。而我们很多人说起份子钱都是一把辛酸泪。大学同学中学同学甚至还有小学同学找上门的，催讨红包的事也发展出了“人可以不到，但钱不能不到”的厚颜无耻的版本。一些地方总是喜事不断，婚姻之事，百日宴周岁宴谢师宴，甚至杀头猪也能成为办酒的理由。大家迎来送往，流水宴一个接着一个，看起来热闹非凡其乐融融，其实人人都咬牙切齿，苦不堪言。为了份子钱的事，一些地方没少下文件，有的地方甚至闹出过制止村民大操大办的政府工作人员被打的事。

　　该不该有份子钱，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赞同山东这个村庄的做法；有人则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要不过分就好。问题是，任何事只要跟钱挂上钩都难免变味，想不过分都难，社会会形成一种惯性将份子钱的事往陋习的沟里带，比如别人家这个那个喜事，份子钱一次次地给，但怎么收回来成了个大问题，无计可施，无喜可贺的情况下办个杀猪宴也就成了心照不宣的事。

　　恶俗的蔓延有时候是风气使然，但更多的时候其实是成本和收益的考量，是利益使然。没了份子钱的这张皮，吃喝风的毛也就不存在了。现在不比以前，以前喝喜酒吃是主题，现在大鱼大肉的有几个人还能狼吞虎咽的，吃不下只好倒掉，实在是个非常浪费的事情。没有了份子钱，生活负担降了一截，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反而更浓了。没有攀比，也没有所谓的面子，大家都按照最自然的方式办事。没有了算计也没有了送礼回礼的纠结，一句最简单的祝福反而更亲切更自然也更发自肺腑。事情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有喜事，亲朋好友之间聚一下，互相祝福一下，何必弄得鸡犬不宁的。份子钱衡量不出感情的深与浅，更无法承载美好的祝福。

　　山东的事说明，份子钱的事不是绝症，恶俗并没有想象中的生命力；也说明，国人是非分明，不缺乏灵活应变的智慧。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由此说来，一些地方用政府文件的形式为民间办酒立规矩，其实是想推动民间移风易俗，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虽然略显粗暴，但总归不失为一种办法。而更关键的恐怕还在于民间，村民之间可以约定，同学之间可以约定，同事之间可以约定，亲朋好友之间更可以约定，某种程度上说，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村规民约比行政命令更有效，山东的这个村庄的成功实践值得大家借鉴。

　　一个人在这样的所谓习俗上的拒绝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大家一起做，就会有扭转社会风气的力量。把大操大办跟面子脱钩，把感情和金钱脱钩。社会应该提倡一种健康的文化，这种责任是大家的，而不是一家的，而受益的也会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