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说好做伴娘的闺蜜，在自己婚期前一个月突然“请辞”，家住汉阳杨泗港附近的王女士，昨天在跟武汉晚报记者谈论起自己订在“五一”期间的婚礼时，显得很无奈：“闺蜜说看到柳岩被‘闹伴娘’，怕自己也被整，非要我签一个‘禁止闹婚协议’，我和婆婆还为此大吵一架。”（4月6日《武汉晚报》）

　　显然，包贝尔婚礼上的闹伴娘事件余波未了，虽未对作为当事人柳岩造成实质伤害，却已让很多女孩对当伴娘望而生畏了，似乎当伴娘就难免会受辱了。

　　近年来，许多人通过互联网得知，有些地方闹伴娘的习俗已演变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扒衣、摸身、羞辱……有些说成是集体猥亵女性也不为过，而闹大后送医院、上法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以今日之发达、文明、法治来看，实不可接受，所以这起事件就被当做了这一现象的出气筒。

　　只要不出格，年轻人闹一闹也没什么不可以。这句话没错，关键是怎么闹不出格，尺度在哪里？所谓公序良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通常农村闹伴娘更加流行，尺度也更大，城市里就很少见，甚至连传统的习俗也是能减就减。从大的背景看，随着宗族文化的没落、乡绅群体的消失，农村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变得风雨飘摇，在对历史民俗和现代文明的取舍中茫然无措，于是实用性嫁接就成为主要的选项。因此，披着民俗外衣的闹伴娘被坚持下来，其内核却早已超出图个热闹、讨个吉利的范畴。即便不断越界，但只要不违法或无人举告，似乎就无人能够扭转这股风气。天价彩礼如此，闹伴娘也不例外，往往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表现得越发畸形。

　　具体而言，闹着玩儿的关键在怎么闹、怎么玩。简单说，除了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也不应违反这几条原则——知情、自愿和反抗有效。关系不错的朋友和同事之间，通常知道怎么闹着玩儿不会过界，或者说，知道可能过界就会加强防范，即使真有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反抗往往也是有效的。然而在婚礼上，这些都是模糊不清的：首先，婚礼上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人们的法律意识、道德水平、审美趣味和文化程度差异巨大，这意味着你无法接受的，可能在有些人眼里反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其次，作为一件喜庆的大事，当事人很容易被“都这样”“添麻烦”和“不吉利”的心态所裹挟，倾向于忍辱负重，而处在亢奋情绪中的有些人恰好就利用这一点，在广场效应的驱使下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再喜欢闹的人，也不愿别人来闹自己；而觉得被闹得吃亏的人，日后又将不甘报复性地发泄在下一个不幸者身上。如此往复，恶俗便愈演愈烈，直到异化为合情合理地集体耍流氓。无论如何，民俗都不是违背他人意志的保护伞，鉴于素质差异与场合的特殊性，人们对闹伴娘的高度警惕并非多余——原本不熟或干脆陌生的人之间，开玩笑本就是危险的，婚礼上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