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以来，我国北京、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多个地区的医院出现血荒，全国70多个大中城市，50多个供血不足，一些医院甚至因为缺血停掉了80%的手术，还有的患者一个月内手术被推迟了6次，就在各地缺血的背景下，一些“血贩子”却瞄准了法律法规的漏洞，以互助献血的方式，把国家明令禁止买卖的血液当成商品出售。（4月26日齐鲁网）

　　没有谁愿意主动通过“血贩子”去买血，但当这种方式成为亲属获得及时救治的唯一希望时，贩血便因需求旺盛而有了顽强的生命力。

　　“互助献血”并不是违法的，《献血法》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一般情况下，患者亲友可在血站献血（任何血型），并凭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指定血型用血。作为无偿献血的补充，互助献血是在“血荒”来临时的一种应急性手段，好处不言而喻。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严格分辨献血者与用血者的关系？如果用血者在外地就医或用血量巨大，亲友献血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怎么办？前者因医疗机构责任心和审核能力的缺失而形同虚设，后者则只剩下“耐心等待”这个冰冷的回答。

　　当强烈的需求遇上温柔的监管，“血贩子”必然会应运而生，互助献血制度的弊端便显现出来。当作为主要来源的无偿献血无法满足需求时，此时的“等量换血”就会成为近乎强制化的需求——不去找“血贩子”，就只能看着亲人忍着病痛无限期等待下去。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病人家属并不会痛恨“血贩子”，更不愿去举报和作证，因为若没有这些人的存在，病人可能至今还在等待手术，而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血荒”？

　　没有“血荒”，建立在暴利基础上的“血贩子”便没有了市场。所以在严厉打击这一不法群体的基础上，更应该着力解决供求关系失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献血率达到1%到3%的水平，才能基本满足临床用血的需求。然而，我国的献血率在全球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还达不到世界卫生组织1%的推荐标准，而在我国台湾地区，这一比例已达8%.

　　是什么原因导致公众献血不积极？科学素养、文明水平、互助意识诚然是重要原因，但制度层面的鼓励不足也不容回避。例如，献血者及其直系亲属在需要免费用血时，体验并不良好；献血程序及相关费用不够透明和缺乏监督，也影响了献血者的积极性。凡此种种，皆有改进空间，也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由政府出资承担血液检测、运输及采供血机构的运转费用；献血者可以优先使用紧缺血液；为献血突出者提供奖金或各种社会福利；献血车上甚至还有美甲、按摩等服务。

　　总而言之，献血制度不能仅是强调无偿，而忽视了献血积极性不足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里的“无偿”，只是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但绝不意味着“白白贡献”。因此，既要让献血者明白这是“自己救自己”的机制，相当于储蓄式的血液银行，也要让献血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自身善举的重大意义。

　　献血从来都是有“回报”的，只是不以当下的金钱来衡量罢了。当前需要做的，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回报”，并产生深切的认同与信任。当“血荒”不复存在时，“血贩子”自然也就会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