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院能够在事件之初发现并及时制止该行为，并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而不是冷漠地旁观，廖丹违法犯罪的念头可能在一开始就被掐灭。

　　2007年，廖丹的妻子被查出尿毒症，因没钱给妻子治病，廖丹找人私刻了医院的收费章，以免去高额透析费。多年未被发现。事发时涉案金额高达17.2万余元。廖丹以涉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今年5月16日，廖丹的妻子杜金领去世了。廖丹表示感谢大家帮助：“不要像我一样做违法的事”。（《新京报》5月18日）

　　杜金领属于不幸中的万幸——如果在2012年没有被媒体关注，很可能因资金拮据而无钱继续治疗，过早死去。这次导致杜金领病情恶化并不幸离世的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肾源，最终死于尿毒症引发的器官衰竭和心肌梗死。

　　廖丹选择用刻章的办法逃透析费，无非是因为家庭拮据，难以承担其妻尿毒症的巨额透析费。为了解决治疗费，廖丹才被“引向”诈骗的道路。法院的判决是没有问题的，医院的烂账和医保救治不力，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法律有法律的尊严，人情不应大过法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难处，不能因为有困难就去做法律禁止之事。法院基本上平衡了违法必究和当事人救妻心切的矛盾，充分考虑到当事人诈骗的缘由，给予了最轻的刑罚。

　　最值得追问的是医院的财务制度。为什么仅仅凭借当事人私刻的收费章，就可以不缴高额透析费，而且这一行为持续数年之久不被发觉？医院财务处每个月的账是如何核对的？类似的烂账事件难道仅此一例？如果没有发现，医院如何填补此类烂账的漏洞？更进一步说，如果医院能够在事件之初发现并及时制止该行为，并借助社会力量参与帮扶，而不是冷漠地旁观，廖丹违法犯罪的念头可能在一开始就被掐灭。

　　要减少这类令人遗憾的犯罪，社保机构应尽快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另外尽力控制治疗费用的上涨。只有在个人获得足够保障，在经济上不为重大疾病的治疗担心的时候，公众才能不因病致贫，更不必因病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