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一步增加对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赔偿，对公民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也不宜拘泥于“直接损失”，而应考虑各种因素，使受害者的损失最小化。

　　陕西商南县人大代表胡绪峰被延安市警方以涉嫌诈骗非法拘留13天，在延安警方撤销了“胡绪峰涉嫌诈骗案”后，胡绪峰向延安市公安局发出《国家索赔申请书》，索赔各种损失约1.3亿元。这一巨额索赔引来广泛关注。

　　首先必须明确，延安市公安局在没有相应证据的前提下，未经法定程序，对人大代表胡绪峰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胡绪峰有权利申请国家赔偿，而且应当获得国家赔偿。而赔偿义务机关延安市公安局可以赔偿胡绪峰多少钱，则另当别论。

　　根据法律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意味着，胡绪峰除了延安市公安局非法扣押的财物外，其被限制13天人身自由所能得到的赔偿，大约只有3000元。即使考虑精神损失等多种因素，最终决定赔偿申请人的数额可能也与1.3亿相去万里。

　　实际赔偿金额与胡绪峰申请的数额存在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定本身。依据国家赔偿法，造成公民财产损失的，主要以恢复原状、返还财产、解除查封扣押等为主，余者只赔偿“直接损失”。这意味着，虽然胡绪峰称13天的拘留对他的生意造成了灭顶之灾，使得企业和他个人名誉扫地，合作伙伴大多离他而去，“1.3亿元的赔偿也无法挽回企业的损失”，但获得1.3亿元赔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没有可能。

　　从本案以及此前的呼格案、陈满案、云南巧家投毒冤案等典型案件来看，法律本身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比如，要进一步增加对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赔偿，对公民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也不宜拘泥于“直接损失”，而应考虑各种因素，使受害者的损失最小化。至少应当做到，在常人看来他的损失已得到最大限度弥补。从这个角度讲，不仅赔偿标准，国家赔偿的决定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此外，还应考虑增加惩罚性赔偿规定，对于胡绪峰一案，如果相关报道完全属实——比如他与警察薛延河等人的经济纠葛——那么，他就应当获得惩罚性赔偿。

　　由于国家赔偿费用都列入了财政预算，花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在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责任后，还应当积极向责任人进行追偿。在本案中，不管最后延安市公安局赔偿了多少钱，在履行赔偿责任后，都应依法向薛延河等人追偿，要求其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赔偿费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警示当事人不敢滥用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