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来自该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这则研究报告提出，我国“五险一金”费率长期居高不下，再加上尚待完善的缴费基数确定和增长机制，成为带动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涨和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平稳的重要因素，使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大打折扣。（8月30日《京华时报》）

　　其实，早在2012年人社部就曾提及“我国社保费率居全球第13位”。时至今日，发改委的研究报告再次确认这一结论，仍旧引发了好一阵震动。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番发改委高调发声直指“五险一金”居高的顽疾，更多还是基于产经发展层面的盘算。比如说用工成本高企、制造业优势瓦解等等——此中初衷立场虽然与“民众减负”的利益诉求有所出入，但却不约而同地对同一问题表达了相同的价值判断。

　　无论是依照国家发达程度、国民收入基础，还是根据社会保障体系的福利水平来看，“我国社保费率过高”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一则在于公共财政资金压力巨大，无法对社保承担过多的兜底功能；再者则是由于，代际转移支付存在着严重的责任失衡，特别是养老“双轨制”留下的历史欠账大大推高了现行的养老保险费率！再加之，随着社保扩面征缴空间的缩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社保高费率更是变得难以撼动。

　　鉴于客观条件所限，无论是祭出“民众减压”说，还是摆出“企业降负”论，想必都无法轻易改变社保高费率的现实。在这一前提下，最坏的结果很可能是“企业甩锅，职工接盘”：掌握更多博弈能力的企业群体，完全可能通过政策游说或经济施压，来谋求更有利于自己的社保政策。例如，降低社保中单位缴费比例，争取人社部门执法倾斜等等。尤其在制造业承压的经济新常态下，这种种负面的可能性，都必须在事前引起足够警惕才是。

　　当有关部门放风“社保开支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据此呼吁改变时，我们更是应该重申一个底线性的原则，那就是“要始终确保参保人员待遇水平不受影响”。如果公共财政无力就社保承担起更多支付责任，而仅仅简单粗暴地调整企业、个人的缴费比例，注定是危险的——如此，将事态推向“零和博弈的乱局，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与之相较，真正值得努力的方向，还是得回归于社保基金的开源节流和保值增值本身。

　　就开源节流而言，无疑需要建构更多“专项划拨充实社保”的渠道，需要改造社保结算方式来降低无谓损耗；而对于保值增值来说，在做好社保入市的风险评估和配套保障之后，尽可能提高其投资回报率和整体收益规模也该是大势所趋。一言以蔽之，唯有在这两个层面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降低社保才能真正具备实现的基础。也只有在此语境下，主张社保降费让利企业，才不至于滑向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