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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一些新兴职业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酒驾入刑”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倒逼公众形成了“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价值趋向。酒后驾车越来越少,代驾越来越多,这样可喜的变化,有助于守卫公共安全。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酒成为一种社会互动的手段,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犹如“及时雨”的代驾不仅解决了消费者的“燃眉之急”,也让自己增加了收入;看似互利双赢的局面,却隐伏着安全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代驾尚未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轨道。“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代驾行业,不仅缺乏行业内部的规范和约束,相关立法也未跟上。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自说自话,定价不规范,服务不规范,长时间等候、事故纠纷、财产损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代驾行业的“野蛮生长”,让遇上靠谱的代驾成为一件“主要看运气”的事情。
不论是司机故意绕路多收取代驾费,还是代驾交通违章,抑或代驾驾驶不当造成车辆损伤,消费者与代驾的利益博弈理应与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然而,当代驾处于社会治理的空白地带,消费者维权就会面临着“无处说理”甚至“找不到人说理”的无奈与艰辛——准入门槛过低,让代驾良莠不齐;代驾市场浑水好摸鱼,让一些“黑代驾”有了生存空间。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破解“代驾之困”的关键一是立法,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2002年6月,日本出台了“关于汽车驾驶酒后代驾业务适正化法律”,首次对酒后代驾业进行了规范。韩国成立了代驾协会,由其负责区域内代驾业务的运营。只有给代驾行业戴上了“紧箍咒”,才能避免自弹自唱。
代驾作为一个新兴职业,不仅需要扎实的驾驶技能、丰富的驾驶经验,也需要从业者遵循相应的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代驾与消费者的互信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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