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8日发布的《代驾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经历了此前10多年的缓慢初创期，如今的代驾行业已进入了成长期。2016年，全国代驾行业的总订单已超过2.53亿单，总产值达154亿元。北上广深杭等一二线城市的全职代驾司机收入破万（8月9日中国新闻网）。

　　从上述白皮书披露的信息来看，代驾所创造的“红利”令人惊喜，代驾已成为一种新兴职业，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另据推算，代驾去年减少因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350万起，使83万人免受刑法制裁，减少财产损失462亿元。交管部门相应减少了行政管理成本。

　　代驾能创造这么多“红利”，主要是因为“酒驾入刑”以及各地严查酒驾，倒逼很多人养成了“酒后找代驾”的习惯。另外，“互联网+”也促进了代驾行业快速发展。不过，我们要看到这种“红利”其实可以更多。

　　虽然近年来治理酒驾成效显著，但酒驾离绝迹还很遥远。一些人仍然存有侥幸心理酒后驾驶，一些地方治理酒驾还不到位，中小城市、农村地区酒驾问题比较突出。治理酒驾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代驾行业发展，自然不利于代驾创造“红利”。

　　此外，代驾行业本身问题不少，也会影响人们的选择。比如，某地交警检查时发现“代驾哥”竟然酒驾；再比如，“代驾哥”为多赚钱故意绕路、私人代驾乱喊价等，都会影响到消费者对代驾司机的信任。那么部分消费者就有可能不选择代驾，进而影响“代驾红利”。

　　虽然专业代驾公司、代驾平台的出现有利于塑造代驾行业形象，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滴滴代驾司机身亡案暴露出，在互联网合作模式下，存在书面劳务协议缺失、代驾司机实际雇主不明确等问题。这就会影响代驾司机权益，继而影响一些人从事代驾工作的积极性。

　　总之，代驾行业存在行业不规范、监管有空白、消费纠纷多等问题。只有早日解决各种问题，代驾行业才能更快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红利”。反之，各种问题的存在会或多或少制约代驾行业的发展。如果想让代驾创造更多“红利”，惠及从业者、公众和交管部门，有关方面须早定规矩、完善治理。

　　我国代驾行业基本上是自发形成，主要是依靠自律成长，去年能创造2.35亿订单、154亿元产值，值得肯定。但假如该行业没有上述这么多问题，市场“蛋糕”无疑更大，带来的“红利”必然也更多。因此，亟须规范代驾行业发展，既要“对症下药”，也可以借鉴他国经验。

　　据说，代驾在国外早已有之。我国酒后代驾去年占比高达97.8%，而韩国代驾不仅局限在酒后，司机累了困了伤了、长途运输、旅游外出等都可以请代驾来帮忙，即代驾已经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代驾行业要想发展壮大，既要借鉴他国市场经验，也要借鉴他国治理经验。

　　譬如，韩国代驾业务由韩国代驾协会运营，该协会由韩国国会社会委员会监督，是一个正规代驾公司的联盟体，公司间共享软件平台、资讯、订单和客户。在这种体制和模式下，韩国代驾应该比较规范。日本则是通过出台“关于汽车驾驶酒后代驾业务适正化法律”对代驾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