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以来，医学生的第一课都要发誓，把“不危害他人的生命”作为首要信条。这个原则对于超级大国也合适。诚然，如果能用外交途径达成的目标，政治家们为何还要诉诸战争呢？

　　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的眼中，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有自己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做蠢事”。奥巴马这一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的外交理念，其出发点是智慧的。2008年奥巴马由于反对在伊拉克的“愚蠢战争”而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时经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美国选民，对野心勃勃的穷兵黩武思想已然厌倦。奥巴马的信念让他们的自我感觉能更好一些。

　　在过去六年多的外交实践中，奥巴马贯彻其誓言的底线，就是避免向海外热点地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但是，奥巴马心底里的不情愿已经完全被美国的敌人们揣摩透了。底线一旦被敌人发现，它就会成为束缚你的最大枷锁。比方说，如果奥巴马在2011年付出更大努力，维持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今天伊拉克的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

　　可悲的是，如今就算是在自己民主党内部，奥巴马的这条誓言也饱受嘲讽。宗教极端主义者在伊拉克的每一次挺进、分裂分子在乌克兰发射的每一颗导弹，都被人用来谴责他的谨慎、软弱或者绥靖式的外交政策。

　　奥巴马对外政策的失败已成为其重大政治累赘。突出的是下届总统热门希拉里·克林顿接受《大西洋月刊》记者访谈，公开批评奥巴马的叙利亚政策。

　　随着伊拉克和乌克兰局势的急剧恶化，美国的克制时代会结束吗？爱德华·卢斯相信这个短暂的时代即将结束，奥巴马还有两年时间来挽回局面。但笔者并不认同卢斯的判断。奥巴马的退让外交，确实带有鲜明的奥巴马个人风格，但这一政策是在美国国力相对衰退、对外战略全面收缩的大背景下做出的，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

　　美国上一次做出类似的战略收缩，奉行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时期。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今天的美国极其相似，共和党的尼克松做出了从越战泥潭中撤军的决定。在国力衰退的大背景下，尼克松也像今天的奥巴马一样，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再是搭乘免费的便车。

　　尼克松主义在今天的意义之一是可以让我们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奥巴马政策的未来。尼克松主义并没有随着尼克松的提前下台而结束。在整个七十年代的美苏对抗中，美国一直是处于守势。尼克松主义影响了随后两任的美国总统——福特和卡特，直到里根的上台。

　　虽然任期还剩两年多，奥巴马施政成就基本定型，我们似乎也可以对奥巴马“盖棺定论”了。奥巴马执政最大的“里程碑”，无疑是内政战线的“奥巴马医保”，但至今仍然吉凶难卜。至于经济复苏，更是有气无力而大失民望。奥巴马或许还有机会来证明自己，但问题是，早已成为跛脚鸭总统的他还能把握住吗？更何况，他还总是患得患失地考虑风险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