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针对法国《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赤裸裸地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这起事件，看似是言论自由与宗教底线能否共容的文明冲突问题，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分析视角。如果我们总是局限在一种流行的解释范式里，反而会损害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能力。

　　西欧世界的穆斯林问题由来已久，如果真要进行图景式理解，不妨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按照中世纪的普遍传统，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参与政治，只有那些拥有诸特权与自由的阶级才有权利进入三级会议，主导王国命运。法国大革命开天辟地的意义在于，逐步取消了诸特权与诸自由，逐步将民众平等化；其附属意义则是，发明出了新的“竞技游戏”：民族。所谓民族，即以共同语言、共同风俗、共同宗教为基础，将平等化的个人摆脱了之前所置身的团体身份，凝聚出新的共识，形成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新共同体。

　　然而历史显现出另一个规律，即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不能泛滥，否则容易造成族群内部撕裂。因为历史缘故，在二战后西欧收纳了大量的穆斯林，这形成了一个悖论：早已定型的民族国家，却给予大量的他族成员以国民资格，很难不产生国家共识上的分裂。

　　想要消解问题，要么重新发明民族，比如像苏格兰一样，基于文化自觉，将几百年世仇的高地酋长与低地新教徒融为一体，形成苏格兰民族；要么像美国一样，让立宪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以这一基本原则作为最小公约数。

　　西欧早年的政治家寄希望通过多元文化手段，尽可能与穆斯林达成和谐相处。然而现实困境在于，西欧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给公民许诺了一生的幸福，同时也存在两种弊端：其一，就像罗马晚期一样，面包与马戏使得人们不必为自己的生活操劳，反而导致整个社会德行的堕落。其二，福利主义使得入乡随俗成为根本没必要的事情，同化的希望成为泡影。但就算福利国家再慷慨，移民而来的他族因为种种原因，仍然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贫穷最容易产生激进分子。

　　真正的解决办法，或许是西欧国家收紧移民的门槛，下决心取消不必要的福利，因为不为福利而来的移民更容易在文化上融入当地，在宪法上接受共识。但是西欧早已习惯福利制度，路径依赖如此久远，革故鼎新需要相当的决断与担当。

　　实际上，欧洲社会内部早已出现排外组织，试图保卫欧洲国家的传统。这些组织或可视之为文明机体的免疫系统对外界异物的自然排斥。但将所有他族驱逐出境，违背了欧洲文明的基本底线，在如今的欧洲也不大可能实现。西欧国家民族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多半会爆发内战，或者重演巴尔干半岛式的波黑战争。这是最坏的结局，希望人类有生之年都不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