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国内的内阁民调支持率跌至40%，较8月底上次调查下滑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不支持率上升7个百分点至47%，支持率和不支持率再次发生逆转。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曾在7月份，也就是国会众院通过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主要目标的安保法案之后不久，创下38%的最低记录，此后一度略微回升，但在9月19日参院审议通过安保法案后再度下跌。

　　造成安倍内阁支持率线性下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安倍内阁不顾大量国民和党派反对强推安倍法案，与主要邻国关系紧张，导致日本内政外交陷入疲惫状态，增加了国民对日本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卷入不必要的地区战争的担忧。

　　第二，安倍上台以来在安保法、保密法等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屡次强行使用行政权力，以内阁决议方式推动修改宪法原则，再把相关法案利用自民党的席位优势在国会强行通过，实际是在扩张公权、削弱私权，损害了日本宪法和民主原则。

　　第三，日本经济继续低迷，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已经整体失效，民众失望情绪抬头。日本经济处在低通长率、低增长率的“双低”困境中。安倍内阁以重振日本经济为核心要务，使尽浑身解术，试图依靠债务政策刺激市场，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量化宽松遭遇美国“退出”，日元走低效应被新兴市场货币集体走贬冲销，季度经济增长率重返负值区间，国民消费意愿低迷、储蓄意识强烈。

　　一般认为，以上第二、第三条是导致安倍内阁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第一条起从属作用。它们综合反映的是日本国内希望聚焦经济发展、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战后和平体制，避免国家被日美同盟关系绑架走上错误道路的民意倾向，表明在日本国内，牵制政治右倾化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

　　不过，尽管这种民意倾向已经强到足以让当政者听到，但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摆脱战后束缚、修改和平宪法倾向初露苗头时动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加以反对的声势相比仍然弱小，尚不足以扭转安倍的现行路线。

　　目前日本政界缺乏真正能够制衡安倍的力量，安倍内心拥有坚定“夺回强大日本”的远大抱负，这是外界观察日本、确定今后一段时间对日政策需要承认、正视的事实。同战后有日本首相最低不到10%的支持率相比，安倍仍算是一个强势首相。9月底，安倍很可能以获党内唯一提名的方式，在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蝉联自民党总裁，十个月后率领联盟两党顺利渡过参院选举一关亦无多大悬念，从而进一步奠定长期执政地位。

　　但对安倍来说，内阁支持率的下跌仍然是个必须引起重视和反思的警号。如果安倍和他领导的自民党被一股骄狂之气掌控，不能在接下来的执政道路中重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带领日本对外折腾不休、争斗不止，将是重大失策，不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支持率降到一位数，进而靠近下台的命运。在复杂而不确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好斗是最失人心的国家表现，对内挑动民粹主义、对外奉行好斗主义的政府往往会发现自己逐步陷入更深的困境和危机。

　　日本好不容易暂时摆脱频繁换相、缺乏连贯政策的尴尬，这符合日本民众的普遍期待，安倍政权本应珍惜这一局面，尊重并坚持战后确立的和平发展路线，而不是用所谓“积极和平主义”中的“积极”二字来掩盖其复苏的野心。安倍内阁需要对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外积极改善与邻国关系，这才是日本为亚洲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的正途，然而安倍正在向国民发出混乱、扭曲的信号，包括极力向民众灌输“中国威胁”论调并借以整军强军。

　　希望安倍认真反思，尽管这种愿望在很多时候并不现实。无论安倍政权今后表现如何，中国都将不得不与其继续打交道至少三年时间，而安倍本人和自民党甚至在做连续执政至2020年的打算。中国战略学界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并给出明确答案：在与日本关系保持紧张和逐步改善对日关系两者之中，到底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是前者，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排列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战略收支表，为各项收支做好准备；如果是后者，外交接触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