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受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崌起影响，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自近代五百年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大变局，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世界历史的经济布局发生了动摇，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一整套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上，标志之一就是G20取代了G7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政策磋商和经济治理最主要的平台，以欧盟、NAFTA、APEC等为代表的地区经济治理平台也日益活跃，以及伴随以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原有治理平台之外也产生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新合作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对现有国际和地区治理体系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世界经济治理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2015年11月先后在土耳其召开的G20峰会和菲律宾举行的APEC峰会都是推动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会议，尤其是中国在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分外引人关注。

　　近代以来，欧美列强依靠战争、冲突、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对世界经济政治地图进行了规划，建立了更多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尽管广大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人民为争取正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但受制于力量对比悬殊，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始终没有得到改观。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将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利益共同体要求世界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更加开放、更具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

　　不过，在关于未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愿景问题上，在国际社会还存在不同认识，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以美国和欧洲发达经济体为一方，它们着眼于维护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和服务领域中的规则主导权，打着规划更高水准的经济游戏规则旗号，将其国内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人为设置各种新规则壁垒，比如推动建立TPP、TTIP、TSIA等，竭力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合作设置门槛，制造障碍，说到底就是以开放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本质上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封建主义”，是一种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区别对待的新规则保护主义。

　　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要求打破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和区别对待政策，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所有这些要求都针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建立包容度更广、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和发展实际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一种真正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显然，新开放与新封建的较量将是G20峰会和APEC峰会所围绕的核心，有关各方必将在突出表达各自关心的议题基础上对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尽管各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政策立场，但总体上会呈现出三种基本态度：一是以传统西方七国集团为一方，强调构建所谓“更高水准的国际规则”，核心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设置规则壁垒；二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为另一方，核心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强调建立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贸易和投资安排，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三是在上述两大群体中间的国家，比如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国家，它们竭力加入现有的发达经济体行列，又不想损失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成为链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力量”或“中间力量”。世界经济秩序和区域合作安排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三个世界”划分的互动。无论是G20土耳其峰会，还是APEC菲律宾峰会，都是新三个世界互动的表现。

　　当然，新三个世界最终将建立起何种世界秩序，并非一两次峰会能够见分晓，此种三边演义将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更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各方能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突破，比如自由贸易协议、投资便利化、稳定经济增长和扩大社会就业、反腐败和反避税等，只有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在不断解决具体问题中前进，才能真正构建起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 ‍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