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伊朗数十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政府的示威游行。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

　　抗议是由民生问题引发的。去年年底，伊朗境内爆发禽流感，当局扑杀家禽，鸡肉和鸡蛋价格上涨40%.此前不久，鲁哈尼总统出于难言的苦衷提交议会的预算案取消了给每个伊朗人每月45万里亚尔（约合12美元）的财政补贴，砍掉了大批底层民众的活命钱。因为经济状况下滑，大不里士等城市工人失业、工厂欠薪。一些金融机构违规集资，倒闭后卷款潜逃，很多人血本无归，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零星的群体事件汇成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又与伊朗当前的国内政治斗争有关。保守派不甘去年总统选举落败，利用民众的不满，在他们的大本营、东部城市马什哈德发动了反对鲁哈尼政府的示威游行。但是，抗议蔓延到全国，由经济转向政治，由反鲁哈尼政府演变为反伊斯兰政权。这是保守派始料未及的，如今也是覆水难收。

　　39年前，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建立了一个“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政教合一政权，随后历经占领美国大使馆引发的危机、两伊战争、美国的制裁、卷入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与邻国的交恶等。2009年的“绿色运动”中，政权差点翻船。就是这样，伊斯兰政权在风雨中走过39年。

　　在这段历史中，伊朗执政者心目中的首要关切是政治，是政权的安全、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模式、谋求受世界尊重的地区大国地位。经济民生常常要为反美反以色列、发展核计划和导弹、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出兵叙利亚和伊拉克、保持革命卫队的特殊地位等让路。

　　如今的伊朗，失业率高达13%，通货膨胀率虽然较之前的长期两位数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9%的高位，一些食品的价格高涨30%.同时，8000万人口中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70%，这个人群中又有40%左右失业，年轻人可谓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社会中下层贫困人口的生活迟迟难见起色。一个禀赋如此高的地区大国，在革命将近四十年后仍被失业、通膨和生活物资匮乏等问题困扰，很难让社会保持平静，发生街头抗议恐怕只是时间和地点问题。

　　民生问题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游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39年历史上还是首次。目前来看，社会问题正在向政治问题过渡，游行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众多质疑现政权合法性的口号，这引起了伊朗当局的警觉。

　　伊朗的伊斯兰政权诞生于上世纪70代末冷战末期，被美国视为主要敌人之一。美国从未放弃通过“颜色革命”改变伊朗政权的企图。整个西方社会虽然要与伊朗做生意，但仍难掩对伊朗的憎恶。

　　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证明此次伊朗爆发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是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策划的“颜色革命”。因此，伊朗当局拿“阴谋论”说事，宣传这是“敌人煽动的”，恐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是，美国和西方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它们的幸灾乐祸，这一点是确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骚乱发生后六发推文，咒骂伊朗“残忍、腐败”，煽动伊朗人民起来反对政府。西方媒体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伊朗国内示威游行，又拿着哈哈镜无限夸大示威游行的规模和推翻现政权的政治口号。受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在问，类似六年前“阿拉伯之春”那样的事态会不会在伊朗重现？

　　六年前“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对象”是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等，基本都是昔日靠政变上台的军人，他们都不同程度上将国家变成自己家族的私产，甚至任意巧取豪夺，早就失去了国内民众的支持，随着军队在最后一刻的倒戈，便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但伊朗现政权是在当年反巴列维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依靠着领军人物即宗教领袖的特殊地位以及什叶派意识形态的思想纽带，牢牢保持着在伊朗草根民众中的影响力。霍梅尼当初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独特的非西方发展之路。39年前当巴列维被逼出走和十天后霍梅尼自巴黎返回德黑兰的那一刻，笔者在德黑兰街头亲历了伊朗民众万人空巷载歌载舞的庆祝场面。这些群众基础至今还在。长达8年两伊战争虽然导致几十万伊朗青年战死沙场，但同时也使伊斯兰政权拥有了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巩固了国家机器。美国39年的打压和制裁，又使这个政权学会了在国际高压下求得生存的各种手段。

　　现在的民生和经济问题，确实让伊朗伊斯兰政权又遭遇了一道新坎，甚至已经出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但这个政权毕竟不是一堵一推就倒的墙。伊朗总统鲁哈尼已代表政府表达了愿意听取抗议者声音的愿望，多数伊朗人也不希望叙利亚和阿富汗战争在伊朗重演，人们希望伊朗和平稳定。

　　世界正在经历巨变，冷战结束后对西方民主自由模式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为了谋求自己民族的复兴和民生改善，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路上会有成功，也会有荆棘，会为此付出代价。不妨将伊朗最近的示威抗议看做是伊朗人民探索自己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插曲。伊朗走什么路，还是让伊朗人民自己选择吧。（作者是中国前驻伊朗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