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以及由此愈加激化的大国矛盾，中国在国际上正遭受压力。面对国际上个别政客、媒体不负责任的指责、抹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坚决、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

　　若论是非曲直，中方的回应当属典型的正当防卫。然而，中国外交官捍卫国家利益、维护人民尊严的言行遭到污名化，被指责为“呈口舌之快、无事生非”、“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孤立”“中国外交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越来越强硬”等等。然而，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用事实和逻辑来说话。

　　首先，所谓“战狼外交已经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孤立”一说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十四亿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努力，已经总体上控制住国内疫情，同时积极对友好国家提供救援。中国同俄罗斯、中亚、东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拉美各国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务实合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已设立抗疫合作专项资金，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向17个国家派出19支医疗专家组，而且毫无保留地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经验和诊疗方案。

　　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获得各方高度认同和赞赏。众多国际政要、专家、媒体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有力有效，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譬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表示对媒体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展现出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全球卫生史上前所未见的，其他国家很难做到。”埃及《金字塔报》执行总编曼苏尔表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优越制度作为保障，中国一定能战胜疫情，赢得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意大利著名汉学家费德利科·马西尼表示：“在这场战斗中，中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行动迅速有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卓越能力。中国树立了世界防疫的典范。”

　　相反，那些指责中国所谓“不透明”、“不公开”、“防疫不力”、“被全世界追责索赔”的国家，自身防疫工作恰恰泛善可陈，不仅给本国老百姓造成重大生命损失，而且还因在国际上屡屡“搅局”而受到世卫组织、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因为强抢盟国从中国订购的口罩而遭到盟友的唾弃。两相对照，究竟是谁得道多助，是谁失道寡助？多助之至，世界赞之；寡助之至，盟友畔之——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再说所谓的“中国外交官呈口舌之快、无事生非”、“中国的话语反击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变得孤立”。这样的指责让笔者不禁想起一位古人和一句老话。

　　《孟子·滕文公下》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真的是好与人争辩吗？非也。孟子心里苦啊。生于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时代，秉持君子之道的孟子不能沉默，亦不可不辩。那么，放眼今日之中国与中国外交，又是因何而“不得已”呢？

　　中国有句民间歇后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或许最能说明问题。把它翻译成现在流行的网络语言就是“任我虐汝千百遍，尔须爱我如初恋”……这，未免也太霸道了罢？然而，事实就是明摆在眼前的：早在两国“舆论战”之前，鲰生就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直呼“武汉病毒”（Wuhan virus），并通过在讲话中屡次使用该措辞而“明示”这种病毒的源头是中国武汉。无独有偶，鲰生之同僚，另一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官也同样多次公开表示：“我要指出的是，这个病毒就是源自中国湖北武汉，已经发生一段时间了。”在他们一唱一和的“示范”作用下，一些当地媒体也鹦鹉学舌地说：“中国人需要就新冠疫情正式道歉。……疫情发源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爱吃蝙蝠和蛇。”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这些不实之词甫一发出，便遭到世界科学界的“公开打脸”：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为此还公布了一篇通讯声明，来自8个国家的27名知名公共卫生科学家签署声明，反对一切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疾病是人造武器的所有阴谋理论。

　　我们保持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好好捋一捋，是非曲直便自然显现：一开始，面对种种抹黑，中国也没有说什么，没工夫搭理，只是埋头忙于救助自己的人民，同时与世卫组织、友邦芳邻保持密切沟通，尽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然而，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也是不可辱的。一群宵小之徒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中国的底线，把脏水泼向无辜、英勇、数月来一直奋战在全球战疫第一线的中国人民、湖北人民、武汉人民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必须反击，因为人民需要尊严，真相需被尊重，谣言终将破除。

　　如果说，中国在被人污蔑、抹黑了无数次之后仅仅发出一句反驳就叫“战狼外交”，那么试问，此前鲰生种种毫无凭证、无端造谣、蓄意抹黑的行径又是什么呢？恐怕只有“疯狼外交”（Mad Werewolf Diplomacy）才能名实相符罢？外开罪于大国，内无能于民生，吾恐“疯狼”之忧不在中国，而在白房之内也。个别外媒为“疯狼”之流张目固然可以理解，但国人之中却亦有少数者与之遥相呼应、亦步亦趋，实在令人费解。此种“逆向种族主义”和“自我污名化”的自虐倾向，可以休矣。

　　明了上述事实及其发展的逻辑脉络，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外交是与国际社会的那些“恶狼”“疯狼”做斗争。在国际社会，“狼”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但绝不是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也是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同理，“狼”也总是要吃人的。善良的人们如果不想被狼吃，那必须拿起武器——可以是笔、是话筒、是投枪、是匕首、是航母、是核武。总之，必要努力成为匡扶正义的“打虎武松”，做一只善于斗争却不好斗、勇于捍卫本国尊严与合法权益却又高度自我克制、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功夫熊猫”，如此方能有尊严、有和平、有奔头地活在世上。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是默然忍受无良政客的羞辱诽谤、挑拨离间，还是挺身反抗携手世界各国并肩战疫、重建秩序，哪一种行为更高贵？相信世界各国及其人民终将对此做出明智的抉择。

　　试看疫后之寰宇，必是合作之天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