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1994年4月10日，社会各界要求教育改革的大游行，被视为台湾教改的起点。20年后实地考察台湾的教育改革，感到台湾教育虽然与大陆有相似的背景和一些相似的问题；但就教育的整体面貌、教育治理和公共政策而言，已经大不相同。台湾寓教育重建于社会重建，在自下而上、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社会建设过程中逐渐完成。

　　由教育行政体制独任治理的传统已成过去，在台湾，没有体制内外之分，大学教授活跃在各个NGO之中，公办学校的老师同时是教师会的成员，政府官员、教师、家长都是平等的参与主体。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治理，已经形成学校行政、家长会、教师会三足鼎立的常态。

　　大陆最为重视的教育公平议题，如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教师队伍待遇、小升初择校等等，在台湾已经获得制度性的解决。教师与军人、公务员一起，历来属于享受优惠待遇的“军公教”群体。“偏乡教育”（农村教育）受到应有的对待，农村小型学校的调整撤并有严格的程序和评价方式。我们所到的南部乡村学校，基本都是100个学生左右的小规模学校，学校设施完好、教师配备充裕。原住民的山区学校、离岛学校，教师工资标准比普通学校要高2%~10%。

　　最能反映治理现代化的，是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回应来自教师、家长和社会的诉求，教育体制具有很好的吸纳性、弹性和柔性，各种政策、规定、立法是可以商量和改变的。社会组织的主要参与方式，就是与时俱进地推动各种教育修法。典型如在公办学校之外、实行不同教育理念的“另类学校”的合法化，以及通过“非学校形态教育实验”的修法，将“在家上学”合法化。

　　政府的教育责任不仅体现在“十二年国教”，也体现在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台湾的幼儿园实行学前一年免费，对经济弱势家庭每年补助1.2万元台币（约合2400元人民币）。对占总数约5%的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经甄别实行特殊教育，学校有专门的教师编制和预算。对占学生总数15%~25%的“学困生”，由政府提供经费实行课后补习。遍布台湾城乡的“社区大学”，在教改运动中应运而生，它与我们所理解的成人学历和非学历教育不同，是一种社会教育，旨在通过“知识解放”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和社区营造，其经费也主要来自政府财政。

　　当年“4·10 大游行”提出的4个基本诉求，“广设高中大学”早已实现，2300万人口的台湾，今天有175所高等学校，录取分数不断降低，出现所谓“考不上大学也难”的局面。“实行小班小校”的诉求也早已实现，法律规定小学的班额不得超过29人。第三个诉求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包括重视个体参与、强调个体差异、尊重各族群的主体性，改善教育品质，增加民众的自由选择。第四是“制定教育基本法”。应当说这些目标已大致实现，当年“教育松绑”的吁求也已基本实现。

　　我们在台期间，台湾的政治大学完成了新一轮校长遴选；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遴选也刚刚完成，显示这一制度已经平稳和成熟化。基本程序是由相关人士组成“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从初选的多名候选人中经评鉴最后入围3名，进行几轮的公开演讲和教师投票，胜出者报“教育部”批准当选。

　　对教改成败，黄武雄先生的评价是：有成有败，成多于败。问题主要是在扩大教育机会、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的承担不够，落入了经济主义的市场化轨道，2/3的高等学校是私立学校。而学者和民间对台湾“教改乱象”的批评，集中在各项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如取消联考制度后新的入学选拔制度的设计；取消中考实行“多元入学方案”产生的问题；实行“师资多元化”导致的教师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推行“建构式数学”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实行“十二年国教”可能对职业教育、高中精英教育产生的影响，等等。

　　在“均优学习论坛”上，前“教育部长”、心理学家黄荣村教授，以几次国际评鉴的结果说明教改并没有降低台湾学生的学力。按照2012年PISA测试的结果：台北数学第四，阅读第八；但是，学生的作业时间和课外补习的时间不到上海的一半！黄荣村教授认为，面对信息化时代和国际竞争，教育改革仍应加快；但近年来台湾社会逐渐习于安逸，改革步伐大不如前。此外，是改革的方法论，即教育改革的不确定性：许多局部合理的政策，最终导致并不合理的结果，这恐怕是对复杂系统的改革，人类理性的局限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