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在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率先审议通过了《中国工程院章程》修订稿。《章程》规定，今后，高校、企业等单位将不得提名院士候选人，仅工程院院士和工程院委托的包括中科协在内学术团体方可提名。此外，对于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不端等的不合格院士，将被“劝退”甚至直接从院士成员中除名。（6月12日《京华时报》）

　　中科、工程两院对提名通道的收紧，以及退出机制的设立，意味着院士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进出把关机制的完善，无疑利于让院士这一学界最高荣誉称号回归其学术本位。

　　从对院士制度现实弊病的回应看，这一轮的改革应该说极具针对性。提名方面，以往提名权限广泛地授予学术团体、高等院校、企业。提名通道宽泛，院士评选中的利益取舍也复杂：一个提名者，往往代表了一个高等学府或者大型企业，它们并不像同样拥有提名权的学术团体那样是纯粹的学术机构。

　　至于退出机制的建立，其必要性更毋庸置疑。增设劝退和除名，将打破只进不出的制度格局。而学术荣誉所对应的科学道德、品行等，将成为院士以及参选者必须着力维护的因素。对于学术环境和学术荣誉的净化而言，其倒逼意义显而易见。

　　但问题是，如何确保中间环节的评审和遴选合乎学术规律？高校、企业等单位无法推荐候选人，只是解决了提名层面的问题。院士制度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体现在是对提名名单的遴选环节。而且，作为一种最高学术荣誉的授予，院士遴选的专业性一定程度上设定了公众监督的门槛，即便增设全体院士终选投票环节，也可能面临学科交叉的问题。如何在承认学科封闭性前提下，保证院士遴选的公平公正，仅靠提名和退出机制的完善显然不够。

　　更重要的是，作为学界顶级荣誉，院士遴选如何从制度层面回应人们对“官员院士”的质疑？虽说让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本位已成为制度共识，但现实中，仕学合一的院士大有人存在，今后的参选者更不排除集学者、官员身份于一身者。院士遴选是否应该拒绝官员，这可以讨论，但对于官员的参选至少应该有相应的回避机制。

　　从这个角度看，改革中的院士制度迟早要面对仕学合一的棘手问题，或者说如何定位“官员院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