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香港科大还有什么好说的》（香港科技大学原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齐锡生教授著），感觉此书道出了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二十多年内步入世界前沿大学的兴盛之道，对于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香港科大的特殊之处很多，诸如先选聘22位各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由这些人把关，公开招聘教授，经过咨询和细心甄选程序，把结交权贵的名人挡在门外，只低调慎重地招那些确实学问扎实的学者，不拉各种国际大奖获得者为学校争取名声，只选择那些对学校发展能切实起作用的人。

　　最初招聘的二三十位教授，主要是来自北美知名大学里会讲普通话的学者，台湾背景的美籍华裔学者占绝对多数，他们奉行的原则是校园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单纯化。这批学者使香港科大在人员上达到进入世界前列的“临界质量”。他们一到校就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全盘废止英式大学管理体制，采用北美通行的大学制度，从而为在全球引进人才开辟了便捷通道。

　　香港科大在研究上的特殊之处是，研究部门享有高度自主权，教授们的研究兴趣和方向由他们自己拟定，不服从学校（院、系）的命令，对教授们研究工作的考核由学术部门掌管，研究副校长办公室只能在某种程度上从旁协调。它还很好地阻止了内地高校大量出现的“科研掮客”现象。那些仅仅善于争取项目而不会做研究的人，下次申请时会被拒绝。

　　作为公立学校，科大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科研收益（包括学费）一律缴回公库，不能私设小金库，所得利润也必须以合理合法的比例分配，教授不得在学校领薪水外创造个人收入，不得到外校兼职，这样才能保障学生不但在学识成长上不受影响，而且在德行上也能获得老师的言传身教。

　　学校使用经费既有慷慨大方之处，也有斤斤计较时。例如不能用公款支付学术组织的会员年费或杂费，就连使用公款乘坐飞机所获的积分也必须交公，而不能个人享用。通过铁面无私的程序和规范，保障每一分研究经费都用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上，不管经费来自何方，研究者根本见不到“钱”，也没有机会与供货商接触，不存在回扣、贪腐的机会，从而杜绝了研究经费的贪污挪用现象，又让教授们集中精力做自己的专业和原创性工作。

　　香港科大的“教授治校”准确地说是资深教授治校，尚未经过严格学术评审程序的青年教职员，是没权利参与治校事务的，这就保持了它专业上的杰出性。教员在校内的权利和责任，都随着学术水平的提高而增大。

　　香港科大1991年招生的时候，发出录取通知书的人中只有31.3%的人报到，学生中50%的人的父亲和70%人的母亲是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父亲上过高中的只有13%，母亲上过高中的只有5%。学校认为，不论贤、愚、不肖，只要进了学校，学校就有责任以最好的方式尽心尽意教育好他们。为此，办学者建立导师制，为每个学生指定导师，帮助他们在求学阶段提高学识和人品气质。学校为学生提供最宽松自由的学习机会，鼓励他们选择自己喜爱的学习领域，允许学生入学后转系转专业。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科大多次拒绝投机取巧的做法。有人提出举办几次高规格的会议，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主题演讲，再送他们一个名号，这一主张经过高层争执后被否决了，他们认定，凡不能为学校做实际工作的人，都不给予任何名号。还有人提出香港科大办出版社、办学报，既解决自己教授的著作出版和论文发表问题，又提升学校的名气。这个建议经反复研讨后又被否定，因为学校不愿意自己“吹肥皂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