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在自媒体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成了热点。原因是有篇题为《北大教授沈岿三问袁部长》的文章流传甚广，不少人跟着起哄。读完这篇文章，谁问，以及问谁，我们先放一边，单看这三个问题，完全是明知故问。

　　明知为何故问？无非包藏祸心。

　　事情起源于两天前袁贵仁的一次讲话。他说，高校教师要守住“三条底线”，高校教材和课堂要做到“四个决不”。这不是什么新的提法，新的要求。只不过是对我国高校思想工作一贯和必然要求的一次重申。这些要求，即便袁贵仁不讲，也自当如是。这是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制度道路决定的，也是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所决定的。这是定论，是底线，不容置疑。

　　但“三问”竟然疯传，并且还将火烧到了袁贵仁个人身上。这是一个怪现象。三条底线，无非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四个要求，明说了，无非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层次的要求，相信在任何国家，都是基本底线。对此进行追问，就像追问美国总统为何要反恐，追问英国人为何要效忠女王一样。

　　三条底线和四个要求，都是已有定论的，并且是底线要求，是宪法规定的，是涉及国体政体发展道路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是涉及政权安全的问题。在已有定论和涉及底线的问题上发问，本质一定是搅混水，是试图打破底线，搞乱已有定论。

　　这些问题，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譬如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显然是“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语法”。这不是善意的讨论，更不是学术的追问，而是挖坑，否定和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最近自媒体上有一些看法，譬如“三问”。这只说明，意识形态问题需要加力，需要抓好。底线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东西方都一样。何况，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高校教育更是如此。

　　我们一直都这么要求，但做得不够。“三问”是可笑的，但“三问”疯传，也是给今天的高校教育提了一个醒：现在的形势，已经到了必须“守底线”的地步，到了高校必须加强宪法教育，维护宪法权威的地步。 倘再退一步，将守无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