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文字与报道铺天盖地。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把一个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定位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在科技时代，传统资源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递减趋势，而创新要素（技术与人才）则逐渐上升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这已是学界共识，也是科技全球化时代的特点使然。

　　现在的问题是，成为全球科创中心是需要严格条件的，当条件不具备时，筹划科创中心则会有一种无根基之感。因此，我们需要在喧嚣中客观地梳理一下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所拥有的基础支撑条件的状况。

　　从科学史角度来说，科学中心与创新中心是有很大区别的。考虑到大科学时代科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二合一模式也不算太离谱。无论哪种中心，都强调创新性，而创新的实现是需要条件支撑的。

　　对于创新能力的形成条件，我们曾提出过一个五要素分析框架，即制度支撑基础条件、经济支撑基础条件、人力支撑基础条件、文化支撑基础条件与舆论支撑基础条件。其中前三项可称之为硬性支撑条件，后两项称之为软性支撑条件。

　　根据已有研究，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判断：一个地区要真正形成创新能力至少需要满足两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与一项软性基础支撑条件，否则创新几无可能。那么，成为科创中心，显然比具有创新能力的要求更高，在我们看来必须要具备全部的3项硬性基础支撑条件与至少一项以上软性基础支撑条件。

　　按照这个思路，检视上海已经具备了哪些基础条件，并找出基础支撑条件的薄弱环节加以完善，这样才可能把创建科创中心与实现经济转型建基于扎实的支撑条件之上，从而使得创新中心的建设得到实质性的推动。

　　目前上海在创新活动中具有相对优势的基础支撑条件是经济支撑、人力支撑与制度支撑，以及文化支撑。但是，如果深入挖掘下去会发现这些基础支撑条件都还存在缺陷与不足。

　　比如，就经济支撑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能够用于创新的投入比较少，在世界各种主要创新指数中，中国的创新投入指标长期偏低。

　　再来看看人力支撑条件。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上海拥有研发人员22.68万人，而同期美国硅谷则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为26.3万人。另外，数据还显示，在2011年全美授予科学与工程学位接近38万人，其中硅谷占1.2万余人。对比可以看出，上海的人才储备还是不够的，高端人才依然相对匮乏。

　　还有支撑创新的制度条件。表面看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创新，但是制度系统具有庞大的复杂结构，即便顶层发出改革信号，传递到中下层仍存在政策内容损耗与折扣，导致政策执行的“外焦里嫩”现象。在创新政策运行过程中，依然会有很多滞后规则的制约。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政府要推行自贸试验区的深层原因，希望以点带面地探索降低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过高的现象。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看作由传统大政府向中型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过程，这种变革的深义就是降低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以此为经济与创新活动释放更多的利润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的一些制度规则对于创新而言，依然具有极大掣肘作用。

　　对于文化支撑条件来说，目前尚未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对于创新的支撑能力有限。

　　再来看看上海全球科创中心的定位问题，即全球科创中心如何来建设？是靠自身力量打造一个全新的科创中心，还是搭建一个创新平台引来世界高端的智力与资源，由此形成一个具有卓越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在我们的理解中，应该是后者，即结合本土优势最大限度吸引世界力量共同打造科创中心。在各项基础支撑条件都不是最优的情况下，拿什么来吸引世界上的高端资源来上海？又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激发国内的创新潜力，卓有成效地将上海从地方科创中心演变为世界科创中心呢？

　　上述不足是上海科创中心筹建时需要加以改进与完善的地方，毕竟任何改革都不是在十全十美的基础上开始的。那么，上海的真正优势在哪里呢？上海筹建科创中心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具备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这就可以保证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资源，迅速弥补基础支撑条件中的两项不足（经济与人力）；再加上中国拥有庞大的潜在市场和比较完善的基础产业结构、相对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大量人才储备，这五个优势对科创中心的主营业务——研发、产业升级与转移具有重大引领作用。

　　为了使上海的科创中心能够真正运行起来，短期内，借助于上海自贸区的实践，可以大幅降低影响科创中心竞争力的制度成本，给科创中心预留下更大的利润空间，设计更合理的金融政策与人才政策，以此吸引国际人才、资本与技术的流入。长期来看，应该鼓励创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以此强化文化支撑条件和舆论条件。必须强调，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就世界范围来说，上海乃至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仍具有相对人才低成本优势，这也是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竞争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