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一名上二年级的9岁男童被养母“毒打”，导致后背伤痕累累，脚面浮肿，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近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向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男童养母。

　　饿死女童案的发生，对社会触动很大，男童被毒打事件的发生，再次表明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日显迫切。如果儿童因家庭暴力受伤，理应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而现实中却往往以“私了”解决，给社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切实有效地保护好儿童权利，必须要打破传统文化的藩篱，破除在儿童保护领域“情理大于法律”的迷思。

　　事实上，中国已经有明确的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如《关于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若干问题的司法意见》以及刑法中的虐待罪、遗弃罪。同时，无论是否亲子关系，对儿童的伤害，都涉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可被剥夺监护权”的7种可能。而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有责任义务，第一时间出警，调查保护儿童。民政机构有责任义务妥善安置被虐儿童。而检察院的未检科，有责任义务在儿童无力发起自诉时，对虐待案件代为提起公诉。

　　许多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专家建议，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理念为指导，明确监护人权利与义务，设立监护人变更制度和儿童关爱中心，建立强制报告机制，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对本次事件的应对，比起2013年南京饿童事件来说，南京的儿童保护工作有非常明显的进步。警方干预相对积极，南京检察院未检科、南京中院等都行动积极，妇联、民政都作了表态。但遗憾的是，整个救助过程中仍然存在三个缺位：

　　一是专业儿童社工缺位。儿童社工的工作是由派出所民警临时替代的。民警己尽力做到最妥处理，但是在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中，应该由专业儿童社工来与儿童贴身接触，充分评估，作出安置建议。

　　二是评估体系缺位。受虐儿童被送回了亲生父母家，目前来看是一个无法选择的选择，也是相对最优的选择，中国首家专业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机构——上海小希望之家也认为这是最合适的方案，但是因为没有专业评估机构与报告，再加上个别媒体的放大，许多对儿童保护并不了解仅有善良直觉的网友对此并不认同。如果有一个专职的评估机构及评估系统，不必特事特办、临时组团，今后的儿童保护工作效率会提升并行之有序。

　　三是媒体专业缺乏。在未成年人受害案中，儿童不应被打扰，更不应被反复采访或曝光。更不可以被迫对自己的受害过程反复描述及作评价。遗憾的是，在后续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大肆曝光儿童隐私，并在采访中问了一些严重伤害儿童身心的问题。

　　其实在保护儿童方面，不妨多借鉴国外的经验。1974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并于1984年通过了《儿童保护法案》。目前美国各州区政府都设有儿童保护服务处，从事虐童事务调查、安排受虐待的孩子到养父母的家庭等事项。据统计美国约有40万的儿童生活在儿童保护服务处安排的家庭里。以700万人口的新泽西州为例，有7000个公务员专职负责保护儿童并实施有关的儿童福利。而澳大利亚有很多和儿童工作相关的职员是虐童行为的监督者，这一类人员一旦发现孩子有曾经遭受虐待的痕迹，就必须向政府汇报，否则瞒而不报之后也会受到连带的责任。

　　社会各界对儿童的保护固然重要，但预防仍然是主要的。对家长们而言，应该从“南京的虐童案”中学会反思，严以律己，远离棍棒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