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南京建邺区法院最近对南京市首例“就近入学民告官”案被驳回起诉,认为原告顾先生的女儿在起诉前未满6周岁,不属于“适龄儿童”,与被诉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众多与顾先生有相似遭遇的“沉默的大多数”,显然不能因此而被忽视。案件背后“就近入学”划片所引起的公众议论,以及如何让划片更加科学合理以取信于民,显然仍是值得相关部门认真思考解决的重要民生话题。

　　据一些地方教育部门解释,“就近原则”不是“最近入学”,要根据本区域内的小学布局、入学儿童的数量及分布情况,来确定小学的施教区范围和招生规模。这样的说辞,听起来似乎很科学,不过,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并非所有的“就近入学”做法都能让公众信服。

　　以此案中顾先生所遭遇的尴尬来看,很难让人确信一些地方所谓“就近入学”是真正在就近入学。明明小区附近就有A小学,但孩子偏偏被划到好几公里之外的B学校,而B学校周围的小区孩子却被划到离他们好几公里之外的A学校。这样的怪象,有的是工作不细致不科学引起的,有的则是权力寻租所致——有的是政府主导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希望开发商进行“赞助”；有的是开发商掏钱,向学校买断一些学位。而这种寻租现象,绝不仅仅是一城一地。

　　入学划片引起的疑窦丛生,根本上源于入学划片暗箱操作。由于划片的确定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也为“猫腻”的滋长提供了空间。长期以来,不少城市常常发生一街、一墙、一河之隔,所上学校就“冰火两重天”。同一个小区甚至同一幢楼,单元不同就可能上不同的学校,而且今年明年算哪个学校经常变化不定。对此,公众并不知晓其划片标准,更不知晓其决定过程。这种现状,加剧了“入学难”和“择校贵”,难免让公众怀疑其中存在着权钱交易和利益交换,而日前被查处的诸如广州李伟明案等教育腐败案件,又为公众的这种猜想提供了现实注脚。曾任该区教育局局长的李伟明,收受开发商一套价值近300万元的房产,把某一楼盘划进重点中学的入学范围。

　　推动公众参与进来,是拨开公众疑云,让“就近入学”划片更加透明公开的关键。孩子入学是一项关系到成千上万家庭切身利益的大事,既然确定了“就近入学”的原则,各地就应明确“就近入学”的相关具体条件,并将这些条件通过网络等相关途径公之于众,使公众明确地运用这些标准去判断自己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学校,从而早早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有助于公众参与监督,铲除利用入学问题滋生权钱交易的土壤。

　　另一方面,为落实“就近入学”,相关部门完全可以转变思维,提高服务公众的意识,提高教学资源的科学调控水平。目前,针对公众所认为的“学区划片乱象”,相关部门的解释是由于各片区生源不稳定,需要灵活根据每年的生源来调控划片区。其实,这一问题也完全可以通过确定好划片区,再根据每年片区的生源变化,灵活调控学校所设班级和教师来达到。毕竟,一个班是几名教师教数十名学生,调控片区班数、每个班的学生数,以及调配教师,理应比每年大范围地去统计生源、确定楼房和楼门,进而变化划片区域更加简单。

　　当然,入学划片引起公众如此之多的意见,根本原因在于背后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使得大家都想上重点学校、好学校,这才使得人们对能划到哪个区、对口到哪个学校耿耿于怀。所以,顺应公众呼声,加快推进教育资源均衡化,包括推动优质校与普通校联合办学、推动优质教师流动教学等,早日填平“教育洼地”,才能从长远纾解划片之争和入学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