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是社会的号召，也是公众的期盼。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校园是读书治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即读书。

　　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调研数据显示，2014年北大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为62万本，是近10年的最低数量，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是107万本。“至乐莫如读书”的大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除了图书馆的书籍借阅总数创下10年最低，大学生的阅读内容也不容乐观：最受大学生欢迎、高居排行榜前三的是《明朝那些事儿》、《藏地密码》和《盗墓笔记》这类的通俗作品。远离经典、远离原著似乎成了当代大学生阅读的趋势。这些调查显示，大学生阅读的数量和质量似乎都在下降。

　　不过，该调研只包含了纸质书阅读的状况，日前发布的第1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0%，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为58.1%，数字化阅读比例首次超过传统阅读，其中手机和微信阅读的增长最显著。虽说数字化阅读呈增长态势，但是，“都说读书好，都喊没时间”却成为了共同的尴尬。从媒介角度来说，电视、网络等对大学生阅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大众文化宣扬的“快餐消费”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的阅读选择产生影响，阅读的娱乐性和趣味性追求正是大众文化和媒介环境变迁的结果。大众文化消解着个体书本的深层次理解，影响着个体对思想深度的追求，大学生对通俗读物的偏爱，原因正在于此。

　　当本应引领社会读书风气之先、充当书香社会建设“领头羊”的大学师生也陷入了“疏远名著、阅读退化”的窠臼时，难免让人忧虑。可以说，阅读数量和层次的降低，阅读品位的直线下降，并不仅仅属于某个群体。客观地说，单一的调查和忽视阅读环境、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等因素得出的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结论需要辩证看待，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正视其中隐藏的问题。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是社会的号召，也是公众的期盼。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校园是读书治学的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即读书。大学生“阅读量新低”是一个统计学结果，也验证着人们的日常判断，尽管肯定读书的重要性，但只选择与自身有用的书籍来进行阅读。这与整个社会的功利氛围和实用主义蔓延有关。也就是说，不能离开社会和教育环境观察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现象。

　　阅读讲究方法，但对我国学生来说，除了教科书之外的书籍基本上都被归类为课外书，不仅阅读面狭窄，而且在阅读方法上也很为欠缺。不少学生仅仅把读书看作是工具、手段和敲门砖，根本无暇顾及方法的考量，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者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通俗性书籍的易理解和易接受就得以显现，而需要认真品味、仔细阅读的原著、经典自然无法受到欢迎。

　　当下，整个社会的读书行为都有着“效益”追求——看书能不能带来实用的效果，如成功、技能、处世等，恰恰遮蔽了阅读的真正价值，放逐了阅读的真正意义。本应是为得到精神的交流和心灵共鸣的阅读，却变为谋取现实利益的手段，并且，在某种实用效应实现后，就意味着阅读的结束，就意味着书籍可以束之高阁了，最终导致功利性阅读盛行，而精神性、思想性的阅读日益萎缩。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大学生群体受到严重裹挟，技术型书籍以及可以帮助实现就业和掌握生存工具、短暂放松压力和愉悦身心的书籍大受欢迎。大学生“阅读量新低”和阅读内容通俗化，是受社会和时代潮流挤压的结果。

　　苏霍姆林斯基说：“一所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精神生活而必备的书，或者如果大家不喜爱书籍，对书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但是，现实中，从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家长到学校都拒绝课外读物，据调查，当前城市中有超过半数中学生基本没有课外阅读，少数学生能读点课外读物，但以流行读物、娱乐快餐式读物为主，涉足严肃读物或经典著作的微乎其微。对升学和考试没有帮助的书籍被冠以“闲书”、“杂书”的名字，可以想象，到了大学，青年人能改变这种被强制灌输的阅读习惯吗？在苛求大学生“阅读量新低”的时候，教育者和家长也应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