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河南邓州市一名12岁女童为救落水的弟弟溺水身亡。这对姐弟是“留守儿童”。留守女童溺亡事件背后,凸显的是“留守儿童”群体因溺水、交通事故、中毒等意外伤害而亡故的事件日益增多的现实。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7月15日《新京报》)

　　性侵、校车事故、高犯罪率、意外伤害多发甚至自杀……这些近年来密集聚焦在留守儿童群体身上的问题,每一次发生,都能引发社会的广泛光关注。但从整体的舆论曝光来看,由留守带来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呈现出多发性、复杂性的蔓延之势。

　　有观点指出,对留守儿童来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疏离。儿童被留守,本就是家庭与亲情的疏离。如果说受制于现实,这种疏离是一种迫不得已,那么,公共关照的亲近,不仅是一种必须,更是一种责任。在家庭护佑缺失之下,公共关注一旦发生疏离,只能将他们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伤害的境遇之中。

　　留守儿童现象是如何形成的,社会各方并非没有共识。城乡二元化发展的巨大鸿沟,社会保障和户籍政策的坚硬壁垒等等,这些宏观层面的归因,是对留守问题的准确把脉。但在实际解决层面,却往往受制于这种宏大话语的复杂性之中,呈现出“知易行难”的行动惰性。诚然,所谓城乡二元制度等要解决起来,确实很难毕其功于一役,但并非意味着对于留守儿童的公共关照,就无从着手,可因之推延甚至是“坐等”宏观问题的解决。

　　比如留守儿童的被性侵问题近年来愈发严重,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已成为性侵女童的多发地。这反映的依然是农村教育投入匮乏的现实。一方面指财政投入总量上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指投入方式上的粗放。相较此前,当下农村的空心化程度更为加剧,农村社会精英的流失,原有社会秩序的瓦解,都决定了原有大撒网式投入的效率将严重下降,不改变粗放式的投入和支持方式,效果将大打折扣。校车问题、留守儿童的高犯罪率等也都与此相关。而这考验的恰恰是公共关照对农村社会的持续关注的耐心和态度。

　　再比如意外伤害事件。特别是在寒暑期中,由于原有学校庇护进入空窗期,往往导致这个时段成为留守儿童伤害事件的高发期。要解决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的引入社会组织,甚至是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假期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相信将大大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概率。事实上,引入社会组织来参与留守问题的解决,将成为未来一个必然的选择,关键是能不能意识到这一问题,及早启动。

　　统计显示,当前留守儿童的数量已超过六千万。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地域分布上看,他们都是构成未来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跟随父母一起流动的“流动儿童”。因此,呵护好他们,就是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动力的一种保存,并不比解决其他问题的迫切性弱。

　　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逐渐从资源的供给方变成一种附属品,留守儿童的产生正是这种“附属品”地位的生动注脚。在原有的城乡关系难以维系之下,是时候构建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譬如让“城市反哺农村”体现得更充分。在这种反哺中,首先应该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留守儿童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在宏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背景下,这样的“起而行之”看似复杂,但归根结底考验的不过是“发展的良心”,也即“人”的发展是否位于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直面这样的价值追问,在留守问题的解决上,自然会少一点无力感和“无处着手”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