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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方史学界一谈起二战,脑中浮现的就是苏德战场的惨烈、诺曼底登陆的激烈、太平洋战场的悲烈,而鲜谈中国战场的壮烈。即便谈起中国战场,又强调“置日本法西斯于死命”的美国那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远东的意义,而鲜谈中国军队14年抗战的决定性意义。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到底如何?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到底如何?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身为中国人,我们为中华民族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贡献,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功不可没
中国的抗战,使日本陆军的主力深陷中国战场,无法实施“北进”计划,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致命危险。在卫国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抽调54万兵力、5000多门火炮、3300多辆坦克,大大加强了西线对德作战力量。斯大林曾谈道:“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中国抗战还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主力有35个师团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派往太平洋战场的仅10个师团。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可以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形成后,中国成为抗击法西斯在亚洲大陆侵略的主要战场,中国抗战直接决定着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成败。
二、中国军民对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贡献功不可没
首先,中国对日作战时间最长。从“九一八”事变起到日本投降共14年,其中局部抗战6年,全面抗战8年。到1939年欧战爆发,中国已只身抗战八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抗击日本法西斯达十年之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称赞“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德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指出:“中国迫使日本陷入持久消耗战。中国地域广阔,军队众多,作战坚韧,富于人民战争精神,士兵熟悉环境,使中日战争的景象与日本对西方列强进行的陆战迥然不同。”美国对日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时间不到4年;苏联从1945年对日宣战到日本投降,时间不到1个月。
其次,中国在对日作战中起到了主力军作用。有统计显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1938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94%,1940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7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分别在1942年和1943年抗击了日本海外陆军主力的64%和54%。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共有34个师团,其中的32个在中国作战。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陆军51个师团中的35个深陷中国战场。战争结束时,在华日本陆军约105万人,太平洋战场只有83万余人。1945年日本战败时,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人数达128.3万(不含关东军),是日本海外各战场中投降人数最多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战果,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共毙伤俘日军155万余人,自身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比值折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而苏军在远东战役中伤亡3.2万余人,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伤亡32万余人。日本历史学家伊豆公夫也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14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中国的持久抗战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战区发挥了东方主战场的作用。
三、国共两党对抗战胜利的贡献功不可没
1.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容置疑
一是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力量凝聚问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屡战屡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能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御外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展现出民族大义为重、抗战大业为先的胸怀,表现出一个成熟政党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率先提出“抗日救国”主张,并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方针转变,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开创了全民族团结抗敌的崭新局面。
二是提出并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方略问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将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突出战略相持的地位作用,并提出了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为中国抗战勾画出清晰路线图。
三是树立了民主的旗帜,在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实行“三三制”。延安风清气正、充满活力,成为抗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连海外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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