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变法”，必须于法有据，行政思维、部门立法，已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今后，任何教育改革举措，都必须纳入立法程序，经人大讨论、审议，然后颁布执行，如此，才能清晰定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权责

　　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日前被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受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说明中介绍，教育部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3部法律采取了集中研究、一并修改的办法。具体内容包括，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允许民办学校自主选择办学方式，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法人；明确对考生作弊可以取消考试成绩、停止参加考试1年至3年。

　　其实，这些规定，早就出现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部此前发布的部门意见中，因此，对于教育法律的修正，也令一些舆论感到困惑，这不是老规定吗？新意何在？这是把行政规章与法律文本相混淆的结果，此次一揽子修正教育法律，其意义在于，通过立法方式，来推进教育改革，以及进行教育规范管理。做到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政府部门必须依法行政。

　　近年来，我国在加快推进教育改革与教育的规范化管理，最重要的内容是教育去行政化。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存在以行政手段推进去行政化的悖论。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由于没有通过立法程序制订、颁布，也只是行政性规章，因此，该纲要提到的诸多改革，都面临与现行教育法律相冲突的问题，教育改革遭遇教育法律滞后的尴尬。换言之，只要推进纲要提到的教育改革，都面临违法的风险，比如，纲要提到，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分为营利性民办教育与非营利性民办教育，可是在纲要发布之后的五年间，分类管理改革没有多大进展，原因在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并没有修订，该法还把民办教育定位为公益教育事业，很显然，如果民办教育促进法不修订，分类管理改革就不可能落地。

　　改革就是“变法”，必须于法有据，行政思维、部门立法，已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今后，任何教育改革举措，都必须纳入立法程序，经人大讨论、审议，然后颁布执行，如此，才能清晰定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权责。像高考改革、大学的章程制订，都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否则，就可能掺杂太多部门利益因素，从而让改革不彻底。

　　治理高考作弊，目前也是依据行政规定，教育部多年前发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意见，这一意见被舆论质疑为“软绵绵”，一来只是行政规定，缺乏足够的法律效力，二是对影响恶劣、严重破坏考试公平的替考等作弊处罚太轻。舆论一直呼吁应制订《考试法》，以规范考试秩序，教育部也曾回应要启动《考试法》制订，但这次修正的教育法律，没有新出台《考试法》，只是把以前的处罚规定纳入立法审议，这可让今后处理考试作弊有法可依，但还没有解决替考作弊处罚较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制订《考试法》，同时修订《刑法》，增加追究考试作弊者刑责的条款。

　　此次集中修正教育法律的启示是，要减少行政部门对教育和学校的发号施令，而要通过立法来规范政府和学校的行为，保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这是对教育和学校进行现代治理的需要，也是建立现代政府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