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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针对高职院校不安于姓“职”,一心想往“高”发展,忽视技能教育,重视数学、外语,把升本率作为重要办学目标的报道,引起社会对高职办学定位偏差,染上“高烧”症状的关注。
高职院校办学者认为,“高烧”是不争的事实,可他们有说不出的苦衷,不追求上层次,不提高专升本率,学校将很难生存。在地方政府看重学校的层次、受教育者在乎高学历的当下,一心安于“职业教育”定位的高职院校,恐怕在还没有办出特色之前,就被淘汰了。
高职院校办学者把“高烧”的责任,推给了政府和社会,可政府和社会并不买账。政府官员批评学校办学者急功近利,总想尽快出政绩,因为提高学历层次,比培育学校特色,在目前更容易些。有一些校领导,确实是将学校升格为本科,或者至少和本科院校合作办学培养本科生,作为任期目标。这种观念不变,纵有政府部门要求学校安于定位,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国家不是已经制订战略,要求地方本科院校要转型进行职业教育和应用技术教育吗?有多少地方本科院校心甘情愿转?因此,“退烧”,该从高职院校自己做起。
关注高职院校“高烧”的社会舆论,则把“高烧”的病因,主要归为政府的政策导向与学校的办学理念,却忽视一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在我国国民心中,有多少人把高职视为与普通高等教育有一样地位和价值的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来是和普通高等教育平行发展的类型,可在我国社会,这变为一个层次,而且,扮演着对受教育者进行“分层”的功能,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往往会被贴上“差生”、“低人一等”的标签。时下流行的观念是阶层流动,舆论普遍认为,一个人只有进名校、接受精英教育,才有进入“上流社会”成为“人上人”的可能。也就是说,高职“高烧”,也是社会学历高烧的症状之一。
可见,高职“高烧”既是学校病,又是教育病,还是社会病,这需要学校、政府、社会共同治理,不能推诿。
对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已制订整体方案,问题在于,在关键领域,还有待突破,按照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要求,政府必须把办学自主权和评价权放权给学校和社会专业机构,但目前看来,放权并不顺利,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还用传统思路管教育、介入学校办学。要使高职“退烧”,需要政府把伸得过长的手缩回来。
高职院校,则要改变传统的等靠要办学思维。如果学校在办学时,出于眼下的功利目的,还是继续以前那一套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这些学校很可能被“高烧”“烧死”。其实,高职院校的作为,也会影响到政府的放权。如果学校能提高治理能力,这也会促进政府放权。
高职的“高烧”,和其他教育问题一样,都是目前教育管理制度、社会舆论和学校办学理念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教育问题,需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而不能各说各话,推卸自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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